弱势的，他们想尽办法，多数情况下还是以生命安全为代价的，无论是跳楼讨薪，还是“绑架”包工头讨薪，都是建立在牺牲自己的利益基础之上。本来，索要属于自己的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理直气壮的，可在逼仄的现实中，却变矮了，变得低声下气了。
讨薪，靠喝酒显然不行，不仅行不通也是很荒唐的事，自然，这也是包工头的花招，只因为农民工觉得自己太弱势，为了能够拿到自己的薪水，明知道不行而不得不听从，最终仍然是以“悲剧”收尾。
如何才能讨到薪？一方面需要农民工依法维权，看到欠薪的包工头，不应该如此和气地和其喝酒，而应该及时报警；另一方面是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给力。对于欠薪，法律写得清清楚楚，也已经有个罪名，叫恶意欠薪罪。可为何仍然无法阻止住恶意欠薪，还会出现如此嚣张的“喝一杯20块”？其实，最好的法律也需要严格执行。如果对农民工欠薪缺乏该有的“敏锐”，恐怕农民工也只能屈服于“喝一杯20块”。
除了依法严惩恶意欠薪，在制度上也应该给予保障。据了解，针对欠薪问题，欧美各国都以"工资优先权"原则来处理案件，只要存在拖欠行为，不论原因如何，除非劳动者同意，都应优先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如《西班牙劳动者宪章》第32条规定：工资的支付享有比用人单位其他支付的优先权；应支付的工资具有比其他任何应支付的欠款均优先的权利，哪怕这些支付是以财产做抵押的；无论是在业主开始履行破产手续或者是正在办理企业财产支付一项或多项欠款手续时，都应当执行工资支付优先权。此外，法国也在立法中确立了工资债权优先权制度。尽管我国的欠薪现象严重，但却没有"优先支付劳动者工资"制度的规定。 如果我们有类似的制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欠薪现象的蔓延。
“喝一杯酒给20块钱”的讨薪“醉”了法律，“醉”了监管，也让农民工醉了，农民工酒醒之后，“薪”在哪儿？
7.民众的安全感来自于透明和防范
最近有几则让人心情沉重的新闻:8月9日,中国传媒大学女研究生周某外出拍戏,遭同级同学李某强奸未遂后杀害,李某的动机仅是“想找个无辜的人发泄一下”；12日深夜,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一危险品仓库突然爆炸,截至13日19时已造成5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3日中午,一男子在北京三里屯优衣库附近无故持刀砍杀路人,造成一死一伤,作案动机疑似“想报复社会”……
这些无法预知的事故,一次次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尤其不同于以往的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多事故现场照片、视频以及网友议论,都能通过手机迅速传遍网络。这种信息传播新模式,强化和放大了一种虚拟而逼真的“在场感”,也让很多人对身边的风险产生了担忧: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还安不安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避免“死于非命”?以后人多的地方还能去吗?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人确实生活在一个风险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当中。那些让人们感到焦虑和恐慌的风险,有的属于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外部风险”,有的则属于社会治安冲突、战争威胁、经济崩溃等“人为风险”。无论是哪种潜在的风险,都让每个人的财富和生命安全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
事实上,在很多负面新闻发生之后,总有人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代入。这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一两起个案而草木皆兵,无疑有些过虑。毕竟,能够成为“重大新闻”的通常都属于小概率事件,我们不可能上街就遇到歹徒行凶、坐公交就遇到爆炸事故、乘个电梯也会丢了性命。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处处都是“陷阱”,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平安地度过一生。
不过不能否认,有些安全风险应该是可以防范甚至避免的,而且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越少,民众的安全感就越多,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更高。在防范社会风险方面,政府、媒体和个人都有提升应对能力的空间。
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在保障民众安全感上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普通公众所感知的安全风险,主要与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建筑质量事故、社会治安事件、城市能否抵御自然灾害等有关,而这些领域的问题,正是公共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理应守土有责,努力做好、做实、做细自己分内之事,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监管机制、危机事件应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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