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向来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年，正是靠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唤起工农百万，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建立红色政权。而今，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会因各种传播渠道突破一时一地，产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为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我们的执政根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前者事关权力结构，后者事关利益分配。对于前者，虽然推进基层民主已为共识、村民自治亦实践多年，但现实当中，基层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上情压倒民情”，导致群众敬而远之，信任难以建立；一些地方监督缺位，“独断代替协商”，造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由此催生。

   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这也说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理好群众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否则，即便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通衢大道，发展的正面效用也会大打折扣。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为人民谋取福祉、为政党赢得民心，这是对基层政权最根本的考验。 

    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也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必然要求。经验表明，通过良法善治的顶层设计，是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根本之策。

  让法治浸润在人们的心里。当前所出现的“闹大”效应、谋求领导签字，均是法治思维缺失的鲜明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引导公众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思维是实现群体性事件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内容。首先，减少群众的“违法”期望。要依法严惩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法行为，切断少数人“闹大得利”的期望。如可以通过案例的示范效应，打破“闹大”惯性，建立良好的法治维权环境。其次，增强群众依法维权的信心。关键是要树立法律权威，尤其是司法权威，真正做到让司法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使公众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再次，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通过普法宣传和学习教育等多种途径，让各级干部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的观念，坚守规则思维和程序思维，真正做到知法、懂法、用法。

   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法治化渠道。客观而言，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正是源于缺乏合法、通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因此，建立公平、开放、多向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民众提供平等表达利益的法治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更好地发挥传统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如发挥发挥人大代表、党代表的作用，不断强化人大代表、党代表作为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功能，合理利用信访在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中的作用，尤其是要让涉法涉诉案件回归到正常的司法途径；另一方面，不断开拓新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如拓宽网络表达渠道，打破现有的单项沟通模式，搭建群众利益表达网络平台，形成党群、干群互动的利益诉求沟通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群众利益诉求信息整合平台，综合运用模型分析、统计分析等现代化手段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

   坚持群众诉求的法治化甄别和回应方略。法治之所以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主要是因为它体现在运用法治逻辑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秩序。如前所述，一些无理诉求的不断产生正与法治逻辑缺失密切相关，法治逻辑的匮乏让“闹大”行为甚嚣尘上。因此，要坚守法治逻辑，运用法治理念而不是个人喜好善恶或者远近亲疏来辨别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法有据的诉求，必须坚决支持、及时妥善解决；于法无据的，决不能肆意突破法律“和稀泥”，搞“花钱买平安”那一套，及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对于因为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造谣惑众、制造舆论混乱的，要理直气壮地依法予以回应和及时澄清。

   提升政府在事件应对和临场处置中的法治化能力。法治能力是领导干部在具备法治思维以后必须掌握的基本本领，也是在群体性事件治理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掌握的一项重要能力。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就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依据《突发事件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