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网络的现代生活方式。

若单从市值看，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中国已占两席。这值得夸耀。但，若论整体综合文化软实力，价值引领、科技创新竞争力，我们的市值或短期飙升傲视全球，但内在科技驱动力未必能如人家雄浑且绵延不绝。不管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还是硬件制造商，最初起家都难免学步之讥。若说带“原罪”色彩的草创草莽时期，还情有可原，那么“在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二十年后，可持续的科技创新和价值引领、文化输出，或才是未来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巨头着力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逻辑起点。

互联时代何以自处，不仅是对互联网企业而言，对公民个体也当有避无可避的互联网式生存方式的思辨价值。自网络诞生起，经济生活层面，有前述淘宝天猫、京东卓越等电商显性生存法则；而对个体精神思想层面，也有重构与互构的隐性影响。微观意义上，人们工作形态、职业演变，以及社会心态、思维模式、价值理念都有演进革新。

时至今日，已分不清生活是网络的延伸，还是网络是生活的延续。它们互为倒影互为镜像。网络开放性和公共性，对民众也是一种全新尝试。《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早就提到“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管理互联网目标是，促进互联网普遍、无障碍接入……”互联网的互动互通，鼓励网下信息汇聚、观点交锋；权力与资本、个体与社会、技术与价值的角力也同步进行。

互联网也是一种全新的秩序。大会接下来有“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网络空间法治化”等论坛讨论，而网络时代，媒介素养和舆情应对，也已成为执政能力重要一环。网络治理，在“看得见的手”之外，应充分激发和调动市场机制和网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鼓励网络自治和线下自律。

拥抱网络适应网络，相信网络共享和公民自治的全新生活方式，互联网必将通向一个更开放法治的未来中国。

“微公益”将众多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共同为生活中的弱者尽心尽力；“网络水军”却为了蝇头小利造谣生事、众口铄金。“豆瓣”“果壳”以传播知识为己任，热心为网友解疑释惑；“网络黄牛”却趁火打劫唯利是图，专找不会抢票的菜鸟下手……在超越时空的信息传递、符号表达、情感沟通、利益碰撞背后，网络共同体既包含对价值的形塑、责任的培养，也潜藏诱惑、风险与不确定。漂泊于“大互联时代”的汪洋大海，无论你我出于何种因素相聚相守，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理性的自警自觉，共同确立并维护这种集体生活的规则与底线，以公共理性弘扬核心价值、守卫网络文明。

沿着时光之河溯流而上，不难体察，集体形态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势不可挡。人们直面市场大潮的冲刷与信息时代的洗礼，原子般游离的个体以及相互关系的嬗变，勾勒出社会生活的多元面貌。今天，当“网络共同体”让曾经褪色的集体生活再次焕发光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抓住这一契机，让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平等和谐，让社会生活的规则优化升级。

申论热点九：危机和群体性事件

   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几年前的孟连事件、瓮安事件，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增城事件、织里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这种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警示我们必须关注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诚然，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对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更应看到的是，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基层干群之间的不信任，不仅会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更可能促使部分群众逐渐将对个别基层干部的不满，上升为对基层一级政权的不满，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无论基层干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无法取得认可。

   事实证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乏力，更意味着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的下降，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倒被误认为是个人谋利的瞎折腾，由此不信任进一步加深，这对基层社会的建设发展与和谐稳定，影响更为负面。

  从历史层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