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促进土地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要坚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宗旨，严禁借机谋取少数人利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土地的有序流转，要着眼于增加承包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规模主体的经营性收入，实现多方共赢。只有农民在城镇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才会自愿流出土地。如果强迫仍在务农的农民流转土地，他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导致失地失业，收入就可能下降，甚至基本生活失去保障。如果借流转之名，打农民土地的“歪主意”，将农民的承包地强行兼并到少数人手中以谋取私利，就可能引起公愤，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土地流转是财产权实现的重要形式。但是，土地流转需要有公平、平等和合理的机制。首先是产权所有者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包括行政强迫、暴力强迫和欺骗性或引诱性强迫等；其次，要有一个信息透明、公平合理的交易环境；再次是对不当、违法行为有独立的、公平的制裁和惩罚机制。目前来看，这些条件和机制安徽省还并不具备。
3.困境之下，土地流转成为多地的应对之策，从福建沙县的实践来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首先便是充分尊重农户，当农户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出现种种弊端后，政府再在自愿前提下改进和推动。这种有内生性需求的政策推进，使土地规模效益很快实现。其次是建立完善配套保障机制，此举不但保证了农户基本流转收益，更通过机制创新使农户获得二次收益，有力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实现了多方共赢。
4.政府不能越位，市场的要归于市场，这些道理已经讲了至少有十几年。现代农业，首先应该是市场化的农业合作，特别是收益分配的问题上，更要讲求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一旦取代市场，则合作的规则与分配机制必然都是扭曲的。说起效益，领导兴致勃勃;然而这“效益”中有多少是市场带来的，有多少是政府强迫农民让渡的，有人算过没有?日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土地流转要以农民为主体，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实际上，这种原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而只要地方政府手中的绝对权力依旧，政府强推土地流转的手段和方式就绝不是问题。结果就是，一方面，从表面上、宣传上看到的是“壮观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大公司运作，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伪市场化农业妨碍真正的市场化农业发展，政府有了政绩，公司有了效益，而农民成了被忽略的大多数。建起现代农业园区的同时，也埋下了矛盾隐患。那么，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解决农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跟官员们讲“不能”这样、“不应”那样，道理上非常正确，但效果上极不确定。
5.当下的土地流转，必须要确保土地权值不断增值，各方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农民离开了土地但仍然能因为土地得到收益；企业能赢得农民的真心拥戴；政府能解决农民持续增收慢的困难和破解“谁来种地”难题。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要做到这个，首先必须要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日前中央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再次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以农民为主体，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这是土地流转坚守的政策底线，目的是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让农民的权利依法得到保障。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决策权都在农户，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
6.随着农村土地价值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现代化、集约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土地流转面积的持续扩大，流转行为不规范、价款不合理、程序不合法等问题逐年显现。据统计，2012年至2014年，浦东新区法院分别受理土地流转纠纷57件、77件、107件，年增长幅度在35%以上。据统计发现，出租、转让、转包等传统流转纠纷占绝对多数。以2014年为例，土地租赁纠纷为85件，占到近82%，非常突出。尽管土地流转出现了入股、抵押等新形式，但是基数小，采用公司化运营相对规范，产生时间短，进入诉讼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