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互通，鼓励网下信息汇聚、观点交锋；权力与资本、个体与社会、技术与价值的角力也同步进行。

　　互联网也是一种全新的秩序。大会接下来有“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网络空间法治化”等论坛讨论，而网络时代，媒介素养和舆情应对，也已成为执政能力重要一环。网络治理，在“看得见的手”之外，应充分激发和调动市场机制和网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鼓励网络自治和线下自律。

　　拥抱网络适应网络，相信网络共享和公民自治的全新生活方式，互联网必将通向一个更开放法治的未来中国。

　　7.从历史层面看，密切联系群众向来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年，正是靠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唤起工农百万，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建立红色政权。而今，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会因各种传播渠道突破一时一地，产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为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我们的执政根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前者事关权力结构，后者事关利益分配。对于前者，虽然推进基层民主已为共识、村民自治亦实践多年，但现实当中，基层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上情压倒民情”，导致群众敬而远之，信任难以建立；一些地方监督缺位，“独断代替协商”，造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由此催生。

　　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目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这种消费模式，也意味着生产企业更加关注消费者的情感、心理、个性需求，为不同收入阶层、教育文化背景、地域民族的人群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消费产品和服务。文化消费作为大众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为国民经济的转型发展发挥相应的牵引作用。

　　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作为一对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