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和“非农”户口的分野，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是国外管理人口的普遍做法，体现了人人平等、自由迁徙的权利，也是我们一直呼吁的户籍改革所要实现的愿景之一。但是，看起来目的明确、近在咫尺的改革愿景，要真正实现并推广，却并非易事。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且伴随巨大争议。

大多数决策者，由于所处的位置，能够“站得高看得远”；由于掌握到一般人所不能掌握的信息，能够“涉水深识水情”。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迫切和好处，很多决策者都知道，最起码听相关研究人员讲过。而对于户籍制度迟迟不能推进的坏处，比如由此导致保姆等职业紧缺等问题，同样也有深刻认识。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扫除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让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选择迁徙。不仅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也可以是从城市到农村。应当看到，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甚至在同一个城市内部，各自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而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福利待遇，往往都与户籍捆绑。随着压在户籍上面的利益越来越多，户籍也逐渐从人口登记异化为福利的载体和象征。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逐步深化。应当看到，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大小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许多福利待遇与户籍制度长期挂钩、难以剥离；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多样、难以协调，这些不容回避的难题和难以逾越的国情，决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将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如何迎难而上、逆流而进，考验着改革操盘者的勇气和智慧。人们坚信，在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广泛的民意支撑之下，消融户籍壁垒可期，实现公平公正可待。

“户籍制度文化”，是长期户籍制度之下社会权益的不合理所形成的观念。农村孩子生来就是农村户口，进了城的农村居民是“跳了龙门”；即便是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因着经济上的差距有着身份的差异。前不久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讲上海话有没有文化”的争论中，一部分人所谓“烧香赶走和尚”的论调即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在一些人看来，城市原住民才是城市的主人，所有外来者则是客人。客人不能抢了主人的饭碗，更不能抢主人的头衔“户口”。如此观点，凸显了自大与自闭，而对以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而言，是不利于发展的。

城市应该为此而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最公平的办法是，根据在当地工作的年限、有无固定住所、纳税情况、社保交纳情况，而设定具体的落户标准。前两年，北京曾经推出居住证制度。这曾被看作是解决外来城镇人口落户问题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不过，居住证制度实行了3年之后，官方又否定了凭居住证落户的可能。也正是因此，很多外来人口也对居住证不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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