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事实论据外，公文写作中还要运用大量的理论论据，它们共同构成公文的论据体系。用以作为理论论据的，主要包括马列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科学定理、公理，会议的决定、决议以及名言、格言、谚语，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公文写作中，也往往离不开这些理论论据，用来证明所提观点或结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马列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放之四海面皆准的真理，在公文中恰当引用，可以极大地增强行文的论证性和说服力，不容置疑和辩驳；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执行和约束效力，更是指令性、决定性公文中常用的行文依据和理由；会议的决定、决议等，因其反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意志，规范性、约束性也很强，故也常被用以作为行文的重要根据；而科学定理、公理以及名言、格言、谚语等，其运用的正确性和说服力也十分明显，在某些决定类公文以及事务性文书中，以此作为论据的情况较为多见。从大量的公文写作实践来看，要成功地运用理论论据，需要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一、融会。即指在援引经典著作里的话或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科学原理等作为理论论据时，首先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做到融会通、而后才能加以运用，这是公文写作中运用理论论据的基础和前提。要吃透其基本精神、弄清它的背景、了解它的针对性、明白它的出处和来历，这样才不至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决不能断章取义或者牵强附会，那样不仅起不到应有的表达效果、而且会从根本上损害公文的质量。例如要在公文中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言论（理论论据）来阐述现实中的某一问题，就应该不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而且还要考察马克思当时说这番话的有关背景情况、社会现实情况，这段话的现实针对性，以及被历史发展检验的情况，等等，以便鉴别运用马克思这段话用来说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如果不注意这些，不进行深人细致的了解和领会其确切含义及有关情况、信手拈来，就起不到引用的作用，只能适得 其反。
二、得体。是指公文中对于各种理论论据的运用，一定要注意结合上下文内容进行，要考虑行文的特定情况和语境，恰当引用，使之衔接自然，勾连紧密。无论从思路还是行文语气方面，都要做到贴切自然，天衣无缝。切忌乱贴＂膏药”，将原本与行文关系不大甚至毫不相干的内容硬行扯在一起，缺乏水乳交融般的有机联系，那样，就会给人以断裂割截之感。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时有所见，例如有一篇题为《在改革中探索发展县办工业的新路子》的调查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市十个县办工业是在原来手工业社的基础上，在大跃进和大办农业时期，围绕为农业服务这个中心，用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的方法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的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县办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之纳人正确的轨道，经过调整、改革和技术改造，我市的县办工业发展较快。”此例中所引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目的在于说明该市十个县办工业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斗争精神，从表面上看似乎较为贴切、得体，但结合上下文内容仔细推敲，便可发现这一引用是多余的。将它删掉，上下文意不受任何影响，反而显得更加紧凑、顺畅。
此外，公文中运用理论论据要做到得体，还表现为在引用有关的名言、格言、谚语等时，必须注意尊重公文的语体特点和风格，即要做到平实、明快、庄重，切忌随意而为。
三、适度。是指公文中运用理论论据，特别是援引马列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关的方针政策以及会议的决定、决议等内容时，一定要注意做到恰当适度，只要能够说明问题即可。切忌贪大求全（诸如对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的内容整段或几段照搬套用），致使所引内容过长过多，烦冗累赘，令人生厌。写作实践表明，引用失度，往往容易导致行文空洞无物，枯燥乏味，令人难得
除此之外，公文中运用理论论据，还要注意做到服从证明观点或结论的需要，即要准确揭示出“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点与上述事实论据的运用要求相同，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