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景链接
【材料1】
长期以来，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总体呈稳步上扬趋势。在2016年3月2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关于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商务部认为应予以积极支持。沈丹阳指出，在当前我国资源能源承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鼓励外资并购，有利于盘活供给存量，有利于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引入国际领先的管理经验，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跨国并购是当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尽管我国近几年外资并购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其规模和占比仍远低于国际水平，尚未形成所谓“并购潮”的现象。沈丹阳称，商务部2016年将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其中包括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积极引导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补齐我国部分领域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
【材料2】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大致经历了制度初创（1978-1994年）、制度规范（1995-2001年）和制度调整（2002-2012年）三个阶段。而真正推动准入制度的变革，则始于本届政府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外资准入制度改革方向的提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相关法规的修改以及相关部委在政策执行层面的积极探索，意味着我国在赋予企业投资自主权、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等领域的变革进入到新阶段。当前，中国进行外资准入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等，促进投资便利化，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对跨境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外资管理体制改革。
2.问题剖析
外部因素:金融危机后，世界跨境投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各国加快结构调整，发达国家推进“再制造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促使各国吸引跨境投资的竞争也更趋激烈。从国际投资协议的发展看，外资准人和管理模式呈现新趋势：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已逐渐成为国际上外国投资准入和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二是国际投资协议涵盖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加。三是投资自由化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新谈判将对未来规则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内部动力：
（1）吸收外资是促进转型升级和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积极吸引外资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外资准入体制改革是解决我国利用外资存在问题的最直接手段。只有真正改变市场环境、提高透明度和改善市场准入，才能鼓励和增强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
（3）改革外资准入体制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的最突出体现。一是有助于促进我国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二是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放宽外资准入的新领域、新举措，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四是促进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4）有助于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
3.对策建议
注重三大着力点:一是通过国内外资主管部门推行改革举措；二是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三是加强国际谈判，以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推动我国外资准入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此外，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负面清单定位及其与自贸区清单和《目录》的关系。首先，中美、中欧等双边BIT谈判中的负面清单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有所不同；其次，上海自贸试验区具有特殊试点性质，其他地方未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前不能复制和仿效；再次，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应是我国现阶段对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的指导性文件，应作为我国与不同经济体商签投资协定及制定负面清单时的重要国内法依据。
（2）完善安全审查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
（3）加强法律保障和管理部门协调。首先，加快完善涉外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梳理已有外资相关政策法规，彻底修改以外资企业为对象的外资三法。其次，加强涉外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快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综合监管机制，创造符合国际标准和发展趋势的投资和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