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型城镇化要关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越大，规模等级越来越高，聚集经济的力量越强，叠加的功能也越多，造就的人员环境层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大城市，因此超大规模城市容易形成一种自我膨胀的趋势，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中国大规模城市的膨胀速度，比任何一个城镇化大国都来得更猛、更快，因此，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任务更加紧迫。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小城市身上，放在它们的投资环境、人居环境改善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后，八部委即出台一个全国性文件明确小城镇建设相关规划，正是这个道理。

我们已经处在生态文明时代，新型城镇化要遵循生态文明的发展规律去探索、去实践。比如，很多地方依然受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文明影响，追求基础设施的规模性、集中度，这其实也把风险集中了。走向生态文明，就要包容小型的、分散的、分布式的、充满弹性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

 

2.我国当前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片面强调土地的城镇化，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要实现以城镇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目标，必须改革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城镇化应当走多样化、特色化的道路。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有些富裕县的人均GDP高达4万美元，有些贫困县的人均GDP仅仅处于生存线400美元左右。城镇化战略不应该搞一刀切，而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具体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

在城镇化发展模式上，应当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逐步过渡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市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在执行中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强征土地强拆住宅，有点甚至酿成流血事件，而这类问题和矛盾，原本应当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公平高效的土地流转制度来解决。

 

3.每年有2.6亿农民外出打工，其中1.6亿进城打工。近年来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制定了若干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性文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社会保险也在逐步增加。但与城市职工相比，与企业利润收益相比，农民工的工资还是偏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是偏低的。农民进城打工留给城里的“剩余价值”也是巨大的。这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一方面，农民和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转为存款大量流入城市，流入工业项目，而农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农民普遍贷款难。另一方面，因为资金缺乏，农民贷款融资成本又比城市高。农村信用社是农业贷款的主力军，为了鼓励农信社增加贷款，不得不给他们一个利率上浮的政策。至于农民借用地下钱庄和“抬会”的钱，所支付的利息就更高了。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4.在城乡二元分治时期，城镇户口之所以金贵，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上面附着了许多农民得不到的福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市场化的发展，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不再是他们的“专利”，农村在发展以后也有了自己的优势，因此，城镇户籍的价值已在降低，城乡之间原来存在的巨大差别正在缩小。同时，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对于像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来说，城镇化率低一点是很正常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工作习惯了建立在数据统计之上的指标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它的合理性，但若不管本地的实际情况，只是为了提高相关统计指标而出台一些所谓的创新政策，不仅没有意义，还会助长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城镇化是拉动农民融入现代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它不能仅仅以农民变身为城镇居民为终极目标，而应真正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如果说城镇居民仍有农民难以得到的福利，那么，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向农民提供这种福利，而不是以城镇户籍为条件，继续让这种福利只由一部分人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