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户籍改革应始终坚定目标，不忘初衷，不可走偏。以南京这次改革为例，虽然相关政策规定保障农民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但仍应防止地方和基层部门假借统一户口之名变相向农民征地。另外，“老五县”农村居民户口迁入主城区后，他们能否真正享受与主城区居民同等的教育、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保障，也是有待落实的工作。还有许多网友则认为，这一政策因为对房地产尤其是小户型销售有明显拉动作用而令人生疑。因此，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这一政策就可能体现某种功利性意义，在实现表面的“通迁”之后，便再也无力破冰前行了。

还应注意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户籍改革对于城乡均等化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不能将全面消除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待遇的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寄托在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户籍制度是当前城乡和地区差异的体现，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而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受民众追求“结果公平”及平均主义情结的影响较为明显，过于激进的户籍改革可能效果适得其反。

 

 

2.但若以“东中西”的视角来观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减，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长势头更加迅猛。

但假使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中国“南北”区域的大致分隔（由于新疆、西藏两区情况相对特殊，暂不考虑这两区情况），则会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广东、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明显偏弱。

因此，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或从“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异”。

更进一步，尝试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结构，根据常规的计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并对公式进行适当变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由此可以发现，常住人口的增减，受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两部分的共同作用。

 

3.西部地区仍存在一定程度凝聚力。在东部地区强大集聚效应下，西部有大量人口迁出，但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依然保持净迁入，说明西部内部依然具备较强凝聚力。

迁移中心发生微妙改变：21世纪后，全国人口迁移中心发生改变，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福建和江苏成为新一轮人口迁移中心，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福建和江苏人口吸引作用继续提升，而北京、浙江和广东吸引力略有下降，新疆则失去了迁移中心的地位。

 

4.农户要想摆脱收入不足和易于亏损的被动境地，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以提高务农的总收入；要么离开农业，就地或者离乡转入非农产业。这两条出路看似大相径庭，但对于农户生存的实质意义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能使农户摆脱传统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提升个人的收入竞争力。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农地总量是个定数，要想 扩大单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就得减少耕种土地的农户总数。这意味着，能够靠规模化农业经营实现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只能是在现有农户中占少数的种田能手，而多数现有 农户的脱贫和收入提升必须靠就业的非农化。众所周知，非农产业在发展上都有赖于集聚效应，因而在空间布局上倾向于城镇，由此而来，大批农业劳动者的就业非农化必然会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