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须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前，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投入不足；在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领域，政府投入过多。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应解决政府职责定位问题，以市场失灵作为政府行为的边界，注重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教育、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具有区域溢出性，人们会“用脚投票”选择居住地区，此类公共服务应由中央政府主导提供。养老、医疗等区域性强的公共服务，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在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三是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的关系。针对各级政府间“财力上移，事权下移”和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寅吃卯粮”等现状，公共服务的支出重心应向中央和省级政府上移，逐步推广省直管县模式以及乡财县管模式。进而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按照公共服务属性和地方政府财力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

 

材料二：

  政府部门理所当然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也是其职责所在。在现有的财力支撑和体制框架下，政府部门有所作为的空间仍然很大。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部门需要深具为公众服务的意识，社会管理者要真正理解公共服务是什么。一个财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可能花费巨资用于公共服务，但未必能够真正让服务的对象收获实惠。尤其是在政绩考核以量化为标准的背景下，有些部门乐得以完成可见的任务量为目标，而忘了要从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出发，真正使其受益。在东莞以往的实践当中，这样的负面案例并非没有，这样的务虚作风也亟需警惕。

公共服务既要扩大惠及面，又要走向专业化。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公共服务，不仅会造成服务资源的分割、闲置和浪费，还会出现服务效率不高、质量不优等问题。在政府之外，社会组织需要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由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人员来提供专业的服务，政府不该扮演“万金油”的角色。

 

材料三：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政放权，首先有助于理清政府权责边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长期以来，政府的“手”伸得过长，一些该管的事情没管好，不该管的事情却管得过严。政府权责不清，导致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混乱。当前，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分工不断细化，公共需求也不断扩大，政府若不能及时理清权责，把更多的职能转到做好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公共服务及市场监督上，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审批权限下放，还权给市场和社会，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去行使原先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才能逐步理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的权力和责任边界，消除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

其次，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近年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下放审批权限，是践行“能简则简、能放则放、能快则快、能优则优”行政理念的有力举措，也是逐步规范权力，让公权力回归公共服务的必经之路。

 

材料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群众路线，也一直在讲，所有这一切都在强调，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只有将服务者的位置放低一点，群众才会高看你；只有将群众的大小问题记在心上，群众才会永远记住并感谢你。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公共服务底线，每位公务员都应该认真履行和兑现。

　　王红之所以成为新闻，也从侧面说明在不少地方的公共服务中，那些冷脸相加、恶语不断，甚至故意刁难设卡的公共服务行为还是不少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不良倾向和讲实惠不讲道德的问题仍时有发生，“为民服务”仍然有打折变形，仍有不到位甚至缺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多学学王红的认真、真诚、慎独，正如王红所言，“看到他们(前来反映问题的人)，就想真心把他们当朋友当亲人，设身处地想想他们的难处，能解决问题一定不要拖，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用心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如果每个公务员都能像王红一样，我们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必然有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