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虽然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间阶层和中上阶层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但是对未来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预期，则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那些从收入、财富和消费角度来说都已达到或超过中等水平的人，是过去30多年发展的受益者，他们的收入几乎年年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步步提高，这使他们对未来寄予更高期望：想要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换更好的车，而这种高期望又会带来不满足感和焦虑心态，使他们总觉得还未达到理想的中产生活状态，还需要拼命努力追求。

一般来说，在一个“民生”和“民权”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里，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公共权力异化所激发。毕竟，无论是安全感的缺乏，还是干群矛盾，其背景都是民众权利的贫困。中国社科院的这个调查显示，人们在受到损害时，采用的多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的方法；而当他们被逼到绝望境地时，便采用“暴力反抗”。这是人们合理的心理诉求得不到权力的重视和满足的结果。而既然权力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合法化自身，那么，民众就通过“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心理学的“指示器”来反映它对自身的非法化。

   对于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而言，他们已逐渐远离父母坚守一辈子的乡间土地，更倾向于过上城镇生活，“候鸟型”的农民工也由此变成“迁徙型”。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相比，驻扎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似乎要光鲜很多，某种程度上，他们实现了父辈们“进城”的梦想，但同时又被“进城”所累。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些重负依然是他们的难言之痛。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工，正经历着城镇化带来的阵痛，而这些阵痛也非留守土地的父辈们所能理解。过年回家，村里的人认为他们是城市人回来了；过完年返城，城市人又认为农村人回来了。他们就在这种“二元角色”中转换着，每回一次故乡，他们必须进行一次角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