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环境保护的压力也在持续加大。紫金矿业污水渗漏、大连海洋石油污染、吉林化工桶被冲入松花江……这一起起污染事件触目惊心。同时，全国不少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河道和内湖污染严重，农业面临污染形势严峻，城市污染有向农村加速转移的趋势。

    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关键还是要改变我们的执政思维。我们要突破“领导个人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地区保护主义”这些狭隘思维的桎梏，污染治理的眼界应该是全球，而不是某个城市、某条河流、某个国家。我们要避免“将垃圾扔到河下游、将工厂搬到西部去”的做法。污染治理的推进只能是中央，而不是某级领导、某个部门。我们要避免再陷入“发改委与环保部谁说了算”的问题。能是某个领导说了算的事吗？能是某个部门解决好的事吗？污染治理的措施只能讲科学，而不是行政命令，而不是环保收费，而不是污染罚款。我们现有的措施都是基于污染后的措施，我们要的是防止污染、减少污染的科技。收了排污费、罚了污染款，污染还不是在吗？

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升级。“大气十条”首次提出，组织部门参与治理考核，结果作为各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对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行为，严格问责。这说明，治理指标不再是软约束，而是关系官员位子、帽子的硬杠杠，释放出“动真格”的倒逼压力。考核机制的绿色化，将成为有力的指挥棒，督促各级干部真正重视环保工作。

    污染治理，就是环保“止恶”方面的业务。可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官厅水库污染”事件以来，为了不让污染蔓延，我们想了多少种办法？可哪一种真正有效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处罚力度不够，方法不立体。因此，中国的环保必须驶入“重罚轨道”兼“重奖轨道”；对个体的“生命成绩”要进行环保评议；对企业的生产成绩要进行环保评议，对政府官员的环保成绩也要进行环保评议。然后，该奖的重奖，该罚的重罚。如果不确立“生态污染罪”，如果不明确“污染自然等于杀人放火”，如果不重罚，期望高污染者主动参与“谁污染谁治理”无异于让已灭绝的白鳍豚复生。要想止恶，唯有对恶进行重罚，否则无力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