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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一万块钱(每月)也愿意。”谈起近况，柏大妈激动起来，声音发颤，“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接收我。到时候哪怕是住旅馆、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啊！”

这位拥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着说着便哽咽了。

柏玉良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北平，11岁那年，因家境穷困，她们姐弟五人随母亲来到父亲东北的老家谋生。1947年年底，刚刚15岁的她加入了解放军，成为随军卫生员，参与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辽宁省新民县、沈阳市和辽宁省担任法庭助理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她在辽宁省海城市房产管理处工作直到离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因为思念家乡，柏大妈开始在东北和北京之间两头跑。2003年，在老战友们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级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岁的老赵组成了新的家庭，定居在西二环边的汽南小区。

“我这辈子有三大荣誉。当过女八路，做过女法官，伺候好了老赵的晚年生活。”她眉毛一挑，言语间透着自豪，“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条件好，刚见面的时候老赵给我打80分，婚后他就给我打100分，把财政大权都交给我了。”

2008年，老赵因病长期住院，柏玉良悉心照料他4年。今年1月初，老赵逝世后，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摆上了台面。尽管与老赵各有儿女，孩子们却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自小离开故乡，步入耄耋之年的柏大妈只想在北京养老，为此她特地将户口迁回北京。

 “我只想落叶归根。”她说。

在一般人看来，柏大妈有着令人羡慕的条件：老赵去世前将汽南小区的房产留给了她；她与老伴儿同为国家老干部，两人每个月一共能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多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我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三居室里，消受不起，太浪费了。”她解释道，“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人照应着。一个人住出个事咋办？”

　　忙活了一辈子，也该享受晚年生活了——抱着这种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万元的价格找到了房子的买家，打算去找家养老院“舒舒服服度过余生”。

此外，柏大妈觉得与那些被动养老的同龄人相比，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体硬朗，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爬楼梯从来不带喘气的；精神头儿足，手机里的号码记上几遍就不带忘的，张嘴就能说出来。她打听过，目前很多养老院都不愿意接收“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按照柏大妈乐观的判断，自己的各项条件都应该符合“优先录取”的标准。

 “但谁曾想，住个养老院有那么复杂呢。”说到这儿，她一拍大腿，连连摇头皱眉，眼泪又掉了下来。

　有钱没“人”的困境

 “条件称心的进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满意。”柏大妈总结当时的心态。

　首先被考虑的目标，是楼下不远处的社区养老院——离老房子近，搬进去不用太折腾，环境很熟悉，还能常常和老邻居们唠唠家常。

前去询问，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她来晚了，这家养老院早就满员了。但在柏大妈的印象里，这里曾长期空着十多张床位。

 “2006年由我们一直呼吁才办成的，起初也是由我们管理的。”汽南小区建社协会负责人何贵芳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道。

出于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考虑，养老院当时设置了28个床位。但一年下来，入住的老人太少，收支严重不平衡。最惨淡的时候，7个工作人员围着一位老人转。而当年的租金是一年3万元，对协会来说已经很吃紧了。为了缓解收入压力，建社协会只得将经营权承包给一位私人老板。

　　随后，床位数量增加到了40张，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老人。

　　“到了现在，院里只有两个老人是社区居民。”说到这儿，何贵芳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区里的老人想进却进不去——满拧了。”

　很快，建社协会又帮柏大妈联系了一家附近的民营养老院，那还有不少空着的床位，而院方很乐意接收柏大妈。

但亲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妈却有些不太满意。

这家养老院的门脸藏在一条小胡同的深处。院子里可供活动的场地面积很局促，四周种着大树，阴凉阴凉的。供老人居住的楼房低矮老旧，斑驳墙壁上裂着几条口子。里面的房间只剩下双人间，收费是6000元。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区与自理居住区只有一个楼道之隔，时不时传来几声喊叫和呻吟。

　　“看着心里憋得慌。”绕了一圈之后，柏大妈连食堂都没参观，扭头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