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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取消公车
2013/11/28 8:49:14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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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
时政百分网原创内容,2014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取消公车。内容提要:假如你是S市公车改革办公室的一名政策研究员,当前公车改革是政府改革中的难点,很多地方公车私用、公车费用超支等一些列问题成为当前一大社会热点问题。同时,国务院发布了取消一般公车的通告。请结合这一现实,写一则S市关于进一步整顿公车的公告。
2014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取消公车
1. 规范公车使用,由来已久,至少从1979年开始,就陆续出台关于领导干部用车的规定。1998年国家体改委提出公车改革计划,至今已经十多年。
伴随着公车数量膨胀,公车私用愈演愈烈。现在不单是公车私用,更出现了普遍的"公车家用"问题。
不少公车在使用过程中,都有人为浪费现象。比如,各地开会基本都是一个领导一辆车,开会几个小时期间,部分车子一直不熄火。还有涉嫌违规产生的浪费,不少公车被发现违规在非指定机构修理,个别极端的,一辆公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
2.在2003年开始的大规模车改中,东莞仍领跑在前。2004年年底,东莞完成了市直党政机关车改;2005年10月前,镇街车改完成。
车改后,东莞公务员交通支出节约了一大笔。最早车改的沙田镇,车改前该镇机关每年交通费用为84万元,车改后为38万元。全市各个镇区车改前3年平均每年公务员交通费为11759.64万元,车改后每年公务交通费用测算为8875.97万元,节省了近3000万元。
在东莞公务用车的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第一件事便是车改后公务员个人的交通补贴标准。在天涯等论坛上当时火热的帖子是《天!东莞车改科员有1000元补贴》。东莞市一局级机关公务员蔡先生告诉记者,“老百姓意见那么大,不可能不顾及的”。后来车改方案正式出台,科员的车补为800元。
3.车改不管改到什么程度,都会有少量的公车存在,所以公车在计算成本的时候应该把司机的开销也计算进去。具体怎么改,可以出台征求意见稿,参考社会公众的声音。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不实行车改,一部公车把司机开销、折旧费等等算进去,平均每年要耗费15万元。如果进行车改,给本要配车的官员3万元车补,每年能省出12万元。
“和公车配给制相比,中部某省Y官员建议按‘以货币化为主、社会化为辅’的思路来。3万元车补相当于每个月给官员2000多元补贴,已经绰绰有余了。车补给到位,到底是官员自己买车、租车还是打车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从2003年入职湖北省统计局开始就是用自己的车。我主张推行车改官员要从自身做起,虽然我可能不能影响很多人,但我自己做到。”
4.本来,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有非常严格的范围。在绝大多数国家,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有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我国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我国1988年10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标准的规定》,对公务员配车标准规定为: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界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应当说,这些规定与许多国家公务用车的规定大体上是相当的。但直面现实,这些规定早已名不副实、名存实亡,现在就连许多街道办负责人、正副乡镇长都早已配有专车。一个处长,昨天上下班还是自己骑自行车、挤公交车、开私家车、乘单位班车,而由于今天提拔为“副局级巡视员”,那么明天上下班就要专车接送,美其名曰“工作需要”,但其实质,就是享受特权。
一个干部是否配有专车,已成为一种特权的身份象征。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在政府收入不断增加、办公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没有旗帜鲜明地在官员中进行反对特权的教育,也没有着力从制度上去遏制特权的滋生泛滥,相反,在一些政策规定中还有意无意地放纵、维护特权(例如尽管不少地方财政还相当困难,但在各级财政预算中仍然对公车消费保有宽松的空间)。我国本来就是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度,今天“官本位”仍然随处可见,而“官本位”最容易滋生特权。在“官本位”下,一事当前,必然首先考虑官员的利益,优先考虑让官员如何舒服、如何便利、如何满意,特权就应运而生了。
5.最大的问题,是公务车的名义功能与实际功能存在着很大的错位,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突出矛盾:其一,公务车的品牌、排量、配置等等按说无关紧要,因为稍有常识者都知道,1.6L与 2.0L以上开在城市街道上并无明显差别,所谓“起步快”亦无实际意义,而公务车多数情况下均是在市内奔忙。其二,公务车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与过去的“绿呢大轿”有着本质不同,除了“代步”,它不应被赋予别的精神文化内涵和政治功能,无理由与乘坐者形成类似于“人身依附”的关系。其三,公务车取消的同时,本不应派生出所谓“车贴”的概念。“车贴”也是一种补贴,例如住房补贴,而住房纯属家庭消费和私人事务,鉴于个人购买力不足,于是才以“贴”的方式予以合理弥补。补贴一旦形成,所“贴”之钱便与个人原有消费资金混在了一个“锅”里。诚然,发补贴比配专车更划算,但仅仅是一种经济账的算法;若算一算政治账,或许完全相反。
6.公车改革为何这么难?权威人士早就说过,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公车改革动的是一级级、一层层掌权者的奶酪,因此,喊公车改革不难,若动真格的,则阻力重重。因为,免费用公车,不仅给自己带来便利,而且还能满足虚荣心。毕竟,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官轿”思想特别严重,轿车成了身份、尊严和权威的象征。所以,公车改革既是一次观念的革命,也是一场反特权的革命。
过去,社会呼唤公车改革,还仅限于反腐和节省财政的视角。比如,有资料显示,我国在公务用车方面的公务支出,每年至少在3000亿元以上。再如,公车在使用上有“三分天下”的说法,即:三分之一归领导,三分之一归家属,三分之一归司机。
7.车改试点通常采取三种模式,即,公车货币化、公车集中管理、以及二者结合。停用和上缴的公车由于简单报废或拍卖,既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又使得投标、报价环节因为缺乏统一规范和执行力约束而成为新的“唐僧肉”。以行政级别给予公务人员交通补贴的举措,不但有明显的与官职挂钩痕迹,还滋生变相的腐败:先淘汰一批旧车,拿了补贴,等风头过去,再购置一批新车,等于叫纳税人承担了多次支出,财政支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持续加重;这也是车改试点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之一,公车改革竟成了部分机关和官员“致富”的新门道。至于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乃至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让绝大多数公务人员买得起私车,则更像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决定:“公车私用”都来不及,“私车公用”的意识如何凭空养成?
8.过去整整3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公车制度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情况反而是日甚一日。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公车的数量不但越来越多,车子的档次也越来越高,甚至越来越豪华。根据前几年有关数据,当时我国大约共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而且即使是在公车改革开始进行的这15年中,其数量仍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公车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由于我国一直没有一个有关公车消费的全面而可靠的数据,但其开销的巨大又是一个从常识上都能判断的现实。
9.杭州车改被舆论质疑之处同样在于货币化的“车贴”,对于这个问题,此前定性的争议和讨论较多,定量的东西却很少。在推广杭州车改经验之前,需要用技术性方案来澄清社会对“车贴”的疑问。用车补贴到底有没有必要,它的性质是“赎买特权”还是保证公务需求?车贴的存在,部分价值是保证行政效率,部分价值是对
此前官员用车特权的赎买。这种说法可能听上去让人有接受障碍,但是如果想要车改获得各方面支持,以最小的阻力得以推行,就必须考虑已获利益者的诉求。
厘清了这些,就应当明白车贴的关键不是该不该存在,而是合不合理,能不能为各方所接受。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而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恰恰需要这种定量分析、科学决策的“数目字管理”。车贴额度的决定,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数据的测算:一是不同类型官员维持正常工作的公务交通费用到底是多少,二是这些官员原来获得的实际利益到底是多少。车贴的阶段性合理标准应该是高于前者、低于后者,远期的目标是尽量等于前者而不再考虑后者。
10.从理论上说,贴着“公车标签”的公务车,在阳光下运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车轮下的腐败”,但效果却只停留在理论上。跑在马路上的贴着标签的公车,究竟是在处理公务还是忙于个人私事,大众无从知晓,如何去举报呢?而就算是举报了——还是要由公车的管理者来进行“自我监督”,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年,为了治理公车私用这一顽疾,各种规范和“办法”出台了不少,但公车私用现象仍是屡禁不止。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车改没有摆脱官本位意识的“束缚”;其二,公车私用的本质是公共权力滥用,只管“车”而忽视了对于权力的监控,本末倒置。
11.上级以行政威权对下级的公车利益进行改革,让下级放弃部分利益,行动起来当然比较容易。但是,这种改革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执行力。为什么?示范作用,上行下效,大官的利益没受到触动,仍像以前那样坐着豪华专车,失去公车的下级当然不甘心,就会在待遇上效仿上级。坐着豪华专车的大官当然是不好意思严惩向其学习的小官的。于是,上行下效中很容易形成一种默契,一番折腾后,一切又回到了改革以前的状况,自下而上的改革于是就流产了。
在既有体制下,取消部级官员的专车不太现实,让厅局级官员开私车上下班也不太现实,可是,让这些高级官员放弃部门利益,降低专车的标准,还是比较现实的。为了让陷入停滞的公车改革重新启动,高级官员有必要做出示范。总去改别人,拿低级官员开刀,而上级官员的利益丝毫不受触动,改革只会走进“反反复复重回原点”的死胡同。高级官员改了,作了示范,下面就没有理由不改了。上级官员主动改了,也会有底气去监督和推动下面去改。
12.G省公车监管方案,无疑是妥协产物。以货币直补的公车改革,“补贴高了,老百姓有意见;补贴低了,影响公务,打击工作人员工作热情”,所以减少公车不予考虑。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利益承认,即官员配用公车理所应当。但官员配车泛滥,很多原是违规使然,违规然后确认,不断违规又不断确认,使违规利益渐渐扩展为被承认的利益,而后其造成的公共财力耗费引起了市民不满。而到需要正视问题的时候,积累的违规问题又成为问题不可解决的原因。
公车私用合法化,即使是如有些人所说,是朝公车改革迈进了一步,却仍为真正的公车改革设置了未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公车改革的方向,应是减少公车购置与配用,并将出行补贴计入公务员收入,使其收入水平保持与社会一般收入相称的合理水平,而不是步步承认其过高或不当的得利。不减少公车数量,而去做“公车私用合法化”,有可能只是在公车上捆绑了更复杂的利益,从而增添公车改革的麻烦,提高公车改革中的叫价砝码。
13.无论是许多地方和部门违规为官员配备专车,还是大量公车“1/3公用,1/3官员私用,1/3司机私用”,都直接违反了现行公车管理制度的规定。然而,由于这些违规违法行为不在少数,形成了“积非成是”、“法不责众”的事实存在,不但违规违法行为本身消耗着大量公共财政成本,而且对这些行为监管、予以追究,本身也需支付高昂的成本;更不用说,如果要对现行公车制度全方位改革,建立一套全新的公车管理和运行机制,需要克服多大的阻力和困难,需要支付何等高昂的公共财政成本。这样一来,公车改革只能停留于选择少数地方和基层试点,而难以大刀阔斧全面推开,而且这些有限的改革试点,大都难逃夭折、停滞甚至回潮的命运,随着时间推移,附着于上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庞大,改革的阻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形势也越来越严重了。
要把公车改革与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升迁去留挂起钩来。从本质上讲,治不住公车实际上是治不住权力。只有在制度上让公众全程参与公车改革的决策和监督,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使他们感到违规配备的公车是“烫手的山芋”,违规使用公车会直接影响自己的前程,才会自觉自愿地推进公车改革。
14.货币化补贴是当前国情下车改过渡阶段一个较合理的选择,但还要科学制定“车贴”标准,依据应向社会公开。有人建议,车改补贴为公务活动交通费用,不计入工资性收入,存入专用账户,用于跟交通有关的支出,不可提现或挪作他用。国家车改方案中正处级补贴在1000元至1500元之间。
在地方交管部门对公车违法“严管起来”的时候,一个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即公车违法的罚款该不该由公款缴纳?目前,尚没有权威部门对全国公车数量公布准确数字,但是一旦用公款缴罚款,公车违法成本核算一下想必也是数量惊人的。在当前压缩三公经费的背景下,这笔因为严格执法“不能减免”的开支究竟应当谁来背呢?让纳税人背恐怕是不合适的。相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罚款罚谁要明确到责任人。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公车改革的难点有哪些?
2.材料10中贴着“公车标签”的公务车,在阳光下运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车轮下的腐败”。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
3.假如你是S市公车改革办公室的一名政策研究员,当前公车改革是政府改革中的难点,很多地方公车私用、公车费用超支等一些列问题成为当前一大社会热点问题。同时,国务院发布了取消一般公车的通告。请结合这一现实,写一则S市关于进一步整顿公车的公告。
4.阅读完所给材料后,你一定有所感触,请围绕“公车改革”这一话题写一篇文章。字数在1200字以内。标题自拟、立意自定。见解独到、认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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