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城镇化下人口政策
1.2005至201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6.4‰。尤其是中国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左右，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主流家庭需生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性，比如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在1990年代才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2010年劳动力才开始负增长；也如日本一样，在劳动力负增长稍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香港、台湾、韩国虽然目前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但由于其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间比发达国家或地区晚几年，劳动力还将继续惯性增长几年，经济暂时还不会出现较大危机，但前景非常不乐观。
2.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然而，中国人口红利近乎竭尽也逐渐成为人口学界的共识。甚至根据学者W的计算，最快到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由正转负。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迅速步入老龄社会。全国老龄办在今年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67亿。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
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有关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声再起。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在这封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发端的信中曾公开提及，30年后，中国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3.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控制力度，生育政策也逐步明朗起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提出“晚、稀、少”，强调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至此，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已是呼之欲出。
4.对于国际上当初一些对中国推行人口政策的不理解，格里尔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国情独特，其他人对此认识非常有限。”她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实行确信对自己人民有益的政策”。
与格里尔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非政府组织“人口资料社”的人口问题专家卡尔·豪布。他对新华社记者表示，30多年来，中国政府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降低了人口增长率，这不仅使中国减少了对外界的资源需求，也缓解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使中国政府能够尽力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对于那些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错误理解，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哈妮娅·兹罗特尼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简单的“一刀切”，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不准确的，如在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就是从实际出发，分别有适合不同地区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5.反对政策调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但是从我国生育率变动趋势和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理由得不到实证数据的支持。相反，我国在覆盖800万人口的部分地区进行 “二胎”试点证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生育政策的依从率，实现比同省其他地区更低的生育率。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承担了更高的成本。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依然实行这一政策的唯一的国家。要求调整生育控制政策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1980年的“公开信”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普查数据再一次表明，“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已经到了。
6.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控制力度，生育政策也逐步明朗起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提出“晚、稀、少”，强调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并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至此，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已是呼之欲出。
7.日渐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也是我们考量现行人口政策的一个维度。在当今发达国家，家庭和社会在一个老年人身上的花费，是在一个儿童身上花费的两到三倍。如果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一对年轻人不得不直接供养两个父母，并间接供养四个祖父母。哪怕经济上能够勉强应付，从情感上说，老人能得到的慰藉也必然不多。如此沉重的压力，迫切有待通过政策的调整完善予以缓解。
人口政策的统筹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修改完善，都应当认真听取社会的意见，充分尊重百姓的意愿。政策的刚性抽象与生活现场的柔软具体，构成了一组不乏紧张、对立统一的关系，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普通百姓对生育行为的理解与感受，以及对生育权利的判断与维护，应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逐步完善人口政策”的表述，是对近年来社会各界意见和民情民意的积极回应。
8.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9.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上，同样的论据可能在支撑着不同专家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说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严重不足，需要延迟老年人退休时间。有人说未富先老，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化养老的质量和水平。有人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有人说把繁重的养老任务压给政府和社会不现实，需要老年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人说我们的人口压力依旧很大，年轻人就业困难，需要巩固计划生育成果，长期维持低生育水平。有人说我们的劳动力补给严重不足，蓝领、农业无人去干，许多企业招工困难，需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新鲜血液。
种种迹象表明，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们又犯了“主题先行”、“逆锋起笔”的老毛病。先有论点，再去找论据，将原本还相对客观的一些问题改头换面，为我所用。挺贬双方最终找到的是同样的论据也全然不知。
10. 2012年末，我国大陆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来下降0 .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 .3%，比上年末提高0 .59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
“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这是事实。”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认为，我国老年人口到本世纪50年代可能超过总人口的30%，而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进入人口红利的“末端”。
日本东芝株式会社原会长西室泰三说，过去20年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 .7%，人口总量下降、老龄化、少子化成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将来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11.到2041年时，香港人口中差不多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年届65岁或以上。面对不断萎缩的劳动人口，输入外劳无疑会变成一个重要的选项，暂不说会受到劳工团体的反对，如何准确预测未来的劳工需求量就是一个大问题。以建造业为例，本月中，建造业议会响起警号，直指今年业内人手短缺近一万人，情况严重。问题是未来10年本港每年有逾1500亿元的工程项目。日后是否会后断乏力，尚且不知。所以，未来输入外劳的数量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如果将它列为一个长远政策，当劳动力需求下降时，恐怕会导致朝令夕改的局面，这对制定人口政策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2.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调，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一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初露端倪，劳动力减少趋势已不可逆转。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 .37亿，比上年下降345万人，首次呈现负增长，比重为69.2%，同比上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连续2年下降，可以基本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表明“刘易斯拐点”已到来。尽管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但由于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趋势加快，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拉开序幕。劳动力供给将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13.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
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将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估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的比重有望提高到55%左右。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城镇化进程，通过人口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应当成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基本格局初步形成，对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14.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5.“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L教授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乣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到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我国人口政策的局限性有哪些？
2.材料9中种种迹象表明，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们又犯了“主题先行”、“逆锋起笔”的老毛病。这一句话所蕴含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
3.材料12中劳动力供给将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试分析我国用工成本优势不存在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4.假如你是Y市人口管理办公室的一名公务员，当前我国人口问题突出，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固有的人口政策已经不能适应人口发展现状，请结合所给材料，分析现实，写一则关于Y市进一步推进人口政策改革的公告。字数在450字以内，语言流畅，结构合理。
5.阅读完所给材料后，你一定有所触动，请围绕所给材料反映的主旨写一篇文章。字数在1200字以内。标题自拟、角度自选、立意自定。认识深刻、论证合理、语言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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