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诚信危机
1.在中国传统中，诚信一直被视为立身之本，是人际交往的首要准则。
但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曹操墓之争、三鹿“毒奶粉”事件、肯德基“秒杀门”、蒙牛“诽谤门”、唐骏“学历门”、河北大学校长“抄袭门”、张悟本及李一事件多领域造假丑闻频出，公众一次次感觉通往诚信的大门越显遥远。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2. 人无信不立，企业亦是如此。一个企业不注重自己的诚信，很可能步入诚信危机，就如中国乳企。
古人经商讲“童叟无欺”，如今我国的消费者不够精明便可能入了商家的彀，买果冻买回了工业明胶、买家具买回了有毒甲醛、银行存款买成了保险，银行取款取出了假钞……人们从早上起床，便开始担心吃、穿、用等安全问题，于是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相关信息，获得相关知识。由于企业诚信度受到质疑，人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造成精神疲惫、生活压力加大。
我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已然如此明显，却仍有些企业不自知，一边大肆宣传产品，一边却在任意践踏诚信。其实，诚信就是口碑，就是童叟无欺，就是发现奶中有问题，倒掉也不流入市场，就是多存入银行1元钱也给退回来。
3.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最早产生于中国，对世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地说，儒家的“诚信”伦理本身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诚信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的思想品德。
另一方面，儒家的“诚信”伦理又是维权的，是为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服务的。他们讲“诚信”的“度”是有限的。例如，他们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说，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这样的诚信是一种狭隘的诚信。
4.众所周知,“红十字”协会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是以“非盈利”为准则的人道主义救助机构,他们负责接受全世界各地的爱心捐赠,然后把这些捐赠物品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手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随即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郭美美”事件最终被证实为一场闹剧,然而“郭美美”事件所造成影响并未因事件的澄清而消减,据悉联合早报网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还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吗”为题,开展了一项读者投票,截至8月3日调查共获19.5645万个有效投票,当中高达77.67%的读者表示不会再捐款,会选择其他渠道,10.75%选择“视情况而定”,仅11.58%的读者表示“依然信任红十字会”。可以预计,诚信缺失对红十字会的影响在短期内是无法平息的。
“郭美美”事件发生不多久,2011年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达芬奇天价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由此又打响了一场“打假抨劣”的商品保卫战。这场战役最终让达芬奇家具带上了“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帽子,“达芬奇”家具“诚信”的缺失在中国市场造成恶劣影响,而这一影响也将是“达芬奇”的永久之痛。
5.在个人诚信、商务诚信、政务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商务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具体而言，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5.说到这个信用问题，想必大家都会想到时下最热的卡奴，催债，银行乱收费等现象。“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是年轻一代人办信用卡的心态。随着信用卡的普及，几乎上了20岁的人都至少拥有一张自己的信用卡。因为办信用卡很容易，只需要一张身份证甚至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因为如此低的门槛，导致了许多办卡人在没有了解信用卡的相关知识下盲目跟风，以为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认为信用卡行业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办卡者自身素质 另一个是银行本身体制规范问题。这两种同时发生，必然会显露信用卡行业的弊端。
6. 诚实守信适用于各行各业——对于党政干部来说，应当牢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注意发挥率先垂范作用，廉洁自律，勤俭奉公，说实话，办实事，对成绩不夸大，对缺点不隐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说，在职业活动中，要遵纪守法，合法经营，重合同，守信用，杜绝缺斤少两、偷工减料、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对于会计统计工作者来说，要恪守“不做假账”的原则，实账实做，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现象等等。
诚信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中国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我国古有“无信不立”之说，《论语》中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企业道德经营的必备要义。儒家常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先决条件就是诚信。
7.上世界60、70年代那些疯狂岁月，是中国人的诚信被彻底打垮的时代。那个时候，如果不和某些人划清界限、如果不举报他人或者亲人，那你个人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丧失工作、起码社会地位、甚至生活权利和生命。于是出现为了自己的生存，中国人像疯狗一般咬着他人，连自己的父母、子女、师长、亲人都不放过。为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友谊、亲情、至爱，在互相揭发批斗中丧失了。人们不再敢相信任何人，也就没有诚信可言。
当我们“看穿”了理想主义，看穿了“为人民服务”，感到人生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及时应该行乐，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天下为公”不再是社会的主流。生活没有了精神层面，需要一个东西来补充，金钱至上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新时代个人的最高“理想主义”。说到底，就是中国人逐步地走向了极端自私。再加上宠爱的独生子女们逐步走向社会，更加重了这种自私行为的社会浪潮。
8.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你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为轻松，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信心，而这一切全赖法治所赐。在法治的环境中，你在大街上不必担心警察的无故打扰，但有人侵害你时，保护你的警车会及时呼啸而至，于是你信任未曾认识的警察；你的财产不会受外力包括公权力的袭扰，而当有人侵害财产时，公权力机关会及时出面救济，于是你信任向你征税的政府；你进行交易时不必采取过度的安全措施，但对方若是违约，公正的强制执行会通过判决如期而至，于是你信任平时不打交道的法院。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结果是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9. 2011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平台，实现对失信行为的协同监管。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
新华网同步推出的诚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诚信”中，“政务诚信”占到59.9%，加上“司法公信”21.3%的比例，对提高整个政府诚信的比例超过八成。
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谈到，“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10.抛开社会道德层面的约束力不谈，仅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之所以出现诚信危机，根本的问题在于不守信的成本低于守信的成本。因而，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和信用制度的完善，让失信成本高于守信成本，守信利益高于失信利益，是提高诚信度更切实的方法。
这其中，失信惩罚机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即，当恶意失信行为发生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行政管制、金融管制等手段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失信信息须递交相关部门备案，并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在全国、全行业范围内流通，让其以未来的利益作为现在行为的“抵押品”，以此遏制投机行为。
11.餐饮业已经成为食品问题的重灾区。在这一背景下，餐饮业的食品安全监督开始被提上越来越重要的位置。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力图从源头加大对地沟油的管控力度。
近日，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历时4个月破获的特大非法使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案，可谓是打响了反“地沟油”的战争。各省市、地区也是纷纷出招打击地沟油，一时间地沟油成了“过街老鼠”。
此外，为“地沟油”验明正身的尝试也正在进行中。日前，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卫生部组织科技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等有关方面科研攻关研究鉴别“地沟油”的检验方法，这将改变中国缺少地沟油鉴别标准的问题，也会使地沟油在监管中“遁形”。
12.人们说，中国是典型的“处长治国”的国家。很多决策出自中央，但实际上缺乏科学性。处长们起草政策，一层一层往上“批”，最后就“批”成了国家政策。很多政策从一开始就缺乏研究，即使到了中央层面，经过领导人的批准，具有了“权威性”，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威的。制定政策的人不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当然也心知肚明，根本认真不起来。
到了政策执行面，问题就更大。一些政策，中央政府的确经过深思熟虑，但就是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点，而“唯上不唯下”的必然结果就是“欺上瞒下”。表面上，“唯上”表示政策执行只需要对上负责，但是因为没有“唯下”的机制，“唯上”就自然演变成为“欺上”。中央的政策，各级政府都变着法子来欺骗。
再者，因为政治和决策过程的封闭性，不对社会开放，社会对各级政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沟通管道。也就是说，在不存在任何能够促使中国各级官员的“唯下”机制的情况下，“瞒下”也具有必然性。进而，因为可以轻易地“瞒下”，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欺上”远比实实在在的政策执行要容易得多。
13.中国为什么出现造假泛滥、诚信危机这个现象 我认为是因为全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奖优惩劣的淘汰机制，相反是逆淘汰机制，把诚信的人淘汰，造假坑蒙拐骗的人他们可以得利，而得不到惩罚，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制度性的东西鼓励、提倡更多的人往诚信方面走，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讲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则是法制的基础。如果这个社会都不守规则，连基本的规矩、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还谈什么法律。我们的道德和法制都是必须从最基础的东西做起，从最小的东西做起。
道德建设要从诚信抓起，包括从学校教育的诚信抓起。一般讲社会诚信三个层次，首先是政府诚信。其次，企业诚信。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是个人诚信。个人诚信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个人诚信就更谈不上企业的诚信，谈不上政府的诚信，谈不上学校的诚信，政府、企业都是由个人组成的。
14.根本上看，诚信危机的解决需要依靠法治，依靠严明的规则和诚信文化才行。这两者，是诚信成为企业自觉选择和社会主流行为操守的软硬件，缺一不可。法治对于诚信的形塑造，随着法治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被高举，已经逐渐成为广泛共识，而诚信文化的发掘和普及，近年来也受到商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思考。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商业，特别是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得益于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负有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这种勤俭诚信的清教伦理，自新大陆开埠起，就已发展成一种公认的商业精神，这促使了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
反观中国历史，近代虽有过徽商、晋商的诚信经商实践，但是，商业伦理中的诚信观，究其根本还是不能脱离传统社会的亲缘、地缘等关系范畴，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总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所谓徽商、晋商这些以地缘命名的商人群体，本身也就是这种地域化、宗亲化的熟人社会伦理的扩大版，很难像西方清教徒诚信伦理一样，能够扩展到不同人群和社会背景中。这种交易双方的“人格化交易”，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约束。这种习惯了“熟人”关系的商业行为，一旦进入非人格化的“陌生人社会”，就会因为面对“陌生人”而丢失诚信道德，甚至在利益驱动下，利用“诚信”而“杀熟”。马克斯·韦伯曾深刻地指出：“在通过赚钱的手段追求私利方面，普遍盛行着绝对不讲道德的情况”，而且“在一切历史时期，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存在不受伦理规范限制的野蛮牟利现象”。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他将儒教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作了分析比较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和新教信仰有非常大的不同，在新教伦理看来：“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人为着信仰的缘故，必须以讨上帝喜悦的方式，诚信经商、谦卑为人、忠诚服务。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诚信危机的表现有哪些？
2.材料6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揭示了诚信危机的哪些问题？
3.材料10中之所以出现诚信危机，根本的问题在于不守信的成本低于守信的成本。这一深层次的含义是什么？
4.假如你是H市诚信建设办公室的一名公务员，当前诚信危机凸显，企业诚信、政务诚信、公民诚信等一系列问题暴露出来，社会诚信亟待重建。请结合所给材料，分析现实，写一则关于H市推进诚信建设的公告。字数在450字以内，语言流畅、结构完整。
5.阅读完所给材料后，你一定有所感触，请围绕所给材料体现的主旨写一篇文章，字数在1200字以内，语言流畅、层次清楚。标题自拟。角度自选、立意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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