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卷：农民工进城
1.为了促进农民增收，不少地方狠抓劳务输出，组织农民进城打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有些地方耍了花枪：大批劳动力还在闲置，农民工进城尚属初始，却已经大肆宣传“成绩”。深入调查，会看到热闹背后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目前进城的农民工中由政府组织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仍以非组织为主，其就业也主要靠血缘、地缘或人缘关系介绍，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其次，进城农民工大部分人只具备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缺乏规范化教育和劳务技能培训，公共卫生意识和社会公德观念较差。再次，当前对农民工的管理仍以企业内部管理为主，社会管理及其监督力量薄弱。现行城市社保体制提供的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及子女就学、购房等社会服务依然与农民工无缘，侵权现象屡屡发生。另外，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把组织农民劳务输出看成是为政绩贴金的机会，只顾送农民进城，不解决具体困难，从而出现农村劳务输出“规模增而效益不增”的现象。
2.“三农”问题牵动人心。农民的“中国梦”里，包含着“进城梦”，农民增收、农村建设甚至农业发展，莫不与此相关。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不仅与这样的梦想契合，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保障制度配套，再到进城劳动力安置，城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乡到城”的大变局，还将给各地乡村的生态、文化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城镇化的推进，也需符合“美丽中国”的要求。“生态环境面临最剧烈改变”，城镇化不能把文化“化”掉……
3.有多少人口城镇化，就批准多少土地农转非，以土地为激励鼓励地方政府推进“人的城镇化”。但说实话，这一政策其实依然是围绕土地做文章，而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镇化”关系不大。在中国国情下，在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强烈渴求中，不难预期人地挂钩政策最终只会演变成赶农民进城，仅仅是借由户籍的转化换得更多的土地指标，而在农民进城后更为关键的“市民化”阶段，在进城后的住房、就业以及如何为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却难有后文。这样的强行的“人的城镇化”，恐怕也并非中央政府之所乐见。
新型城镇化不是大兴基建投资，也不能“赶农民进城”，既然如此，这一备受瞩目的政策到底该如何推进呢？在我们看来，需要跳出原有的“土地经济”的条条框框，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新型城镇化的命题。横向比较，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其实是工业化的自然产物，城镇化的发展与城镇及农村的土地制度同样密切相关。新型城镇化需要和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土地制度改革联系起来破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规划。
4.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困难，关键在于农民进城不仅是农民个体的人生选择，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社会管理者必然面临大量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后怎么办的难题。目前围绕户籍制度改革的主争论点也在此。
尽管可认为进城农民得为自身选择负责，但政府无法回避基本的道义责任，该责任不仅是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还得回应多数大众的公正平等诉求，维持社会基本均衡。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聚居在类似于“贫民窟”的局面一旦出现，将意味着社会进入严重的不稳定期，这是执政者不可承受之重。目前不少地方建设公租房和廉租房时，都强调它们要与一般商业住宅打成一片，不能搞成贫民窟，即是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所积蓄的平等诉求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也是执政者在户籍改革问题上颇费踌躇的主要原因。
5.农民进城定居，不只是一个户口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取消城乡户口的界限，公安局户籍科开几个夜工加班就可以做到。但如果农民的户口变成了市民，却不能和市民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个户口就毫无意义，甚至还有政府忽悠农民之嫌。在户口变化的同时，更应落实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市民权利，做到“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就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他们感到确实和过去大不一样，真正像个城市居民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应该给进城定居的农民穿上“五件新衣服”，即城里的工作、住宅、社保、低保和养老保险，而不是让他们“光脚进城”。
在中国，大多数农民工都抱着“挣一笔钱回家”的目的。这种社会预期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是有好处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与“工业化”趋势背道而驰。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没有工业化的增长，这与当时城市的封闭政策有着莫大的联系。许多农民从事工商业，他们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农民。这与当前中国阻碍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制度性障碍如出一辙。许多城市都存在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亚文化社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之八九是“农民”。社会结构不够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这种“社会预期”下进行的“经济增长”，只可能获得暂时的繁荣。
6.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附着于户籍的基本权益不平等,使户籍回归其管理人口基本信息的本来面目,进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各群体之间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当把“协调发展、公平正义”作为关键词,积极稳妥地解决涉及城乡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有关问题,避免因急躁、简单操作导致新的发展失衡。
7.城镇化率稳步提高的背后是大量农民“洗脚上田”。但客观来看，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影响，目前农民进城后实现彻底的“市民化”障碍不小。一方面农民手中没钱，买不起商品房，很难在城市扎根；另一方面老家的土地、房屋却抛荒、闲置。如何解除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的后顾之忧，特别是防止出现农民“手中无钱，脚下无地”的现象，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允许转户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房屋、合规面积的宅基地并获得财产收益”，传递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强烈信号。业内人士分析，允许转户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恰好配合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的要求；而房屋、宅基地的流转在现行土地法的框架下则更具突破性。
8.城市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城市化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今30年过去，到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率46.6%。但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许多地方的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一般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但由于城市中的诸多限制，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另一方面，在拆迁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价卖给开发商。
9.农民离土转移，实质是城市化中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需要，归根结底是为了兼顾农业及农业从事者的利益。农业亩产，特别是粮食亩产增长远低于二三产业可能的速度。因此，扩大经营规模对各国农业战略历来是重要的，土地规模较大的欧洲如此，美国超大的农业规模至今还在扩大。日本、韩国等所谓资源制约型农业更视之为关系农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与日本比，中国更属资源制约型农业。但对扩大经营规模我国认识始终不足，至今没放在农业政策突出位置。上世纪50年代农业经营规模中国约是日本2倍，在城市化中我国农业规模不但不增，反而大幅度减少40%，当前已不足日本五分之一(因离土不离乡及人口增长)。从迄今日本农业处境看，仍涉及70%人口以超小规模粮食生产为主的我国农业矛盾更尖锐，日益依靠补贴，价格高出国际市场，对内、对外也面对长期困境。
10.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它的发展需要劳动力、需要服务者，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在就业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他们在建筑业、服务业、工业生产一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用工荒”屡屡出现的当下，应该创造条件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进城，踏实工作。其二，由于大部分农民工目前只实现了就业转换，而未实现身份转换，他们的消费还有相当部分留在了农村。如果让他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城，将消费全部留在城里，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显而易见。其三，如果我们允许差别化的教育体制，允许民办教育的存在；如果尽早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企业和农民工积极缴纳社保为农民工提供保障……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也并不会是个天文数字。
城镇化不仅要让农民进城，还要让农民市民化。当然，城镇化也不该是单向的，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也是城镇化的一种途径，不一定非要通过让农民进入城市来实现城镇化。
11.在中国这些年的城镇化进程中,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通常要退出土地才能获取市民身份、市民待遇。但现实是,“拿土地换户口”已越来越不受广大农民待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课题研究表明,“84%的农民工希望进城定居后能保留承包地,67%的农民工希望能保留宅基地。”显然,愿意进城定居,在乎城市打工的收入和孩子的上学问题,但不愿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当下的农民中有相当的普适性。曾记否,计划经济时期,除了当兵提干和上大学,城镇户口大门对农村几乎就是紧锁着,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农民也热衷于花钱买城镇户口,而如今可以以土地换户口换保障了,为何许多农民反而不愿落户城镇了呢?道理很简单,户口的含金量大不如以往,而预期的权益又难以保障。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土地价值的日益凸显,农民也不会视而不见。不少地方,统筹城乡成了只统“土地”而不统“农民”,或者统“农民”的力度太小,众多失地农民变市民,不但补偿有限,在医疗、养老等诸多社会保障方面与原城镇市民也仍有很大差距,何况,现在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工作并不需要以本地户籍为先决条件,工作也不是铁饭碗。结果,“以土地换户口”,拿到的是一纸贬值了的市民身份,却失去了不断升值的的土地权利。这令变身者不满,也让待变者却步。由于某些地方强制农民“以土地换户口”,还引发了激烈的土地维权。
12.面对城镇化背后的多元诉求，我们准备好了吗？事实上，不少地方推进城镇化抱着一种惯性思维，“政府意愿替代农民意愿”，农民的声音沉默了。一些政府部门一厢情愿地认为，住楼房、进社区，农民还能不愿意？搞开发、建厂房，让农民变工人，他们还能不满意？于是，一些地方出现撤村并居热潮，甚至出现强拆强征，农民“被上楼”、“被城镇化”，引发了征地纠纷。不少进城农民面临“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尴尬。这样的城镇化是潜藏风险的城镇化，不可持续的城镇化。
城镇化应该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农民进不进城，进哪个城市，由农民自主选择。政府要做的不是行政干预，而是构建一个农民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就是让人人都能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享受平等发展机会。既让进城农民真正在城里“扎根”，也让留村农民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多倾听“沉默的声音”比过度追求城镇化率更重要。
13.一部分农民不愿意落户城镇，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在家里有宅基地与土地，农忙时在家劳动，农闲时在外打工，他们有自己的活法。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他们生活的区域被纳入城市的版图。政府让他们放弃宅基地与土地进城，但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担心失去土地以后，缺乏在城市谋生的技能，成为城市贫民。加上某些地方盲目推进城镇化，赶农民上楼、进城，造成了征地矛盾。此外，一些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跟不上，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生活状况堪忧。
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与户籍的城镇化。城镇化要循序渐进，不能紧闭城门，也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农转非”显然歪曲了城镇化的本意。对于愿意进城，有一技之长，能够在城镇安居乐业生活的农民，城镇就要敞开胸怀接纳他们，给他们提供市民待遇，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原有宅基地与土地。如果农民工暂时不符合落户城镇的条件，城镇也要善待他们，给他们提供温馨的临时家园。
14.既然在大力倡导“农民进城”、政府肯定要成为赢家。这也说明了政府的智慧和执政能力，如果政府倾力而为的一个事情、却没有让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方成为赢家，我们倒还应该怀疑真正的赢家是否具有合法性。所以，重庆政府在“农民进城”中成为赢家是理所当然、而不是坏事，关键要看的是，成为赢家的政府将如何为社会公众来分配和使用“赢”来的利益。这一点，重庆在打黑除恶、“五个重庆”建设等方面，已经交出一份令老百姓满意的答卷。此外，重庆政府在“农民进城”中并没有一家“独赢”、而是和当事农民、社会事业建设及推进城乡统筹等多个方面，实现“多赢”。
30年多年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今仍然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人破浪前行的指路航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摸着石头过河”有道理、“先行先试”也会不错。30多年前怀疑农村“大包干”的人，绝对不会想到中国农村还有如今这么大的变化；30年后看曾经谈虎色变的外国资本家大举进中国，谁也没有想到改革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活力。所以，当城市化、城乡统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和潮流，重庆顺应潮流、敢为人先地让农民大规模进城，关注和担心都是好事、但也不妨多给点鼓励的掌声。
15.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逐步瓦解“离土不离乡”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已是关系到“三农”及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几乎1/4城市常住人口在城市不能落脚，在农村不能释放出土地的现象，一方面限制了农民的收入及购买力，对整个国民经济有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管理成为城市人口管理的难题，这种对进城农民缺乏激励前景的待遇，也加重了城市社会稳定方面的忧患。
中国户籍改革必须围绕在城市、农村两头，全方位解决“离土不离乡”问题，制定明确而全面的工作目标。这种工作目标起码应保证两条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受益农民要真正享有城市户籍人口待遇，如城市社会保障等；二是受益农民同时释放出土地。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我国农民进城中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2.材料3中新型城镇化不是大兴基建投资，也不能“赶农民进城”这句话如何理解？其深层次的含义是什么？
3.材料11中但现实是,“拿土地换户口”已越来越不受广大农民待见。农民不待见换户口的原因是什么？
4.假如你是B市三农办公室的一名公务员，当前农民工进城中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众多问题让农民工焦头烂额。请结合所给材料，分析现实，写一则关于B市推进农民工进城的公告。字数在450字以内，语言流畅，言简意赅。
5.阅读完所给材料后，你一定有所感触，请结合所给材料的主旨写一篇文章。字数在1200字以内，语言凝练，层次明晰。标题自拟，角度自选，立意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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