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潮文化
近年来，“国潮”概念兴起，“国潮”卖点不断涌现。“国潮”给中国品牌发展和中国文化复兴带来新的机遇和活力，但盲目跟风、浮于表面、模仿抄袭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何让“国潮”真正代表中国品牌和文化，避免哗众取宠造成资源浪费，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
国潮，是“国”与“潮”的相加。“国”的指向很明确，即为中国，是文化的复兴，将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纳入视野之中。对“潮”的解读却是千差万别，在国潮蓬勃兴起之前，国潮大多指代狭义上的特定品牌，即由中国本土设计师创立的潮流品牌，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小众文化代表。曾经放眼望去各大网站IP全是引进的韩流综艺，韩剧、美剧也成为了学生口中谈论的话题，满身外国品牌的路人也屡见不鲜；到现在各类国剧出口登上外媒舞台，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走红网络，李宁、鸿星尔克等国产品牌火爆出圈。各类作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前沿科技创新交融，得以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妙”出圈的国产时尚IP。
但目前市场上不少以“国潮”为卖点的产品，实际上在设计、质量、品牌内涵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国潮塑造方面，既要让消费者有消费的冲动，也要让他们认同地消费。国潮在文化和创意的协助下，拥有了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但是依然要锻炼“铁打的身体”。以质量保证消费者的基础体验，以文创提升消费者的附加体验，不可买椟还珠。
2.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重大战略发展方向并逐渐发展壮大，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从穿梭于街巷的快递小哥、送餐员背后的电商标识、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就能明显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统一在即，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试点运行，移动支付化解了出门忘带钱的尴尬，形形色色的O2O带来了足不出户的便利……当实体经济插上数字化的羽翼，当全面深化改革乘上数字化的快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数字经济的背后，凸显的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思维方式、商业模式、消费模式的革新。而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近年来，中国创新让世界瞩目，但与此同时，数据的互联互通依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行业、地区之间的数据壁垒造成的体制机制障碍，与移动互联时代格格不入；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面临泄露风险，信息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拉大，中国数字经济占比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可见，数字经济擘画了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新图景，也带来了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的新挑战。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要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
3.快递包装绿色之路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务量稳居世界第一，快递包装问题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一定压力。2020年，我国快递包装废物总量已超1000万吨。2021年，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超过1000亿件，快递包装废弃物还将持续增加。进一步推动快递包装绿色化，变得更加紧迫。
实现可循环快递包装的规模化应用，确实是当务之急。还原到消费场景就会发现，海量快递中可循环包装难觅身影，主动使用的商家仍为少数。有调查报告显示，67.1%的消费者表示未接触过可循环快递包装，不了解也未见过专门的回收网点，一些可循环包装甚至被作为生活垃圾直接丢弃。
围绕包装如何“绿起来”，快递行业已探索出一套技术路径。只不过，无论是回收利用，还是使用环保材料代替，都存在不易克服的成本问题。据统计，如果全部改用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袋、环保胶带，按照2020年业务量计算，全行业将增加187.9亿元成本，占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的2.1%左右。有分析认为，使用快递循环箱暂时也没有成本优势，还有附加的社会成本：快递小哥来去匆匆，缺乏时间和意愿承担回收任务，消费者认知水平不同，配合度参差不齐。
4.创业失败政府代偿
浙江大学生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得可由政府代偿，贷款10万以上得部分，由政府代偿80%。”不少人对浙江表示“羡慕嫉妒”，称“天下英才入浙彀中矣”。一些浙江大学生欢欣鼓舞，已经开始勾勒创业蓝图，“反正失败有政府兜底”。当然，也有人对创业担保贷款得发放和监督问题表示担忧，网上也确实有人盘算如何“薅羊毛”。
不过必须要强调得是，此处得“代偿”并不等于某些人理解得“无条件代还”。浙江得“代偿”政策已经实施了一段年头，早在2015年，浙江就下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得意见》，其中提到“由创业担保基金提供担保得贷款被认定为不良得，贷款10万元以下得，由创业担保基金全额代偿；贷款超过10万元得，由创业担保基金代偿80%。”创业担保基金由政府出资设立。
2016年印发得《浙江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试行）》又明确规定，“发生风险得一类贷款经创业担保基金代偿后，经办银行仍应积极追偿贷款；经追偿后回收得贷款，由创业担保基金和经办银行按代偿比例分别受偿；在规定期限内确实无法追偿得，可按规定程序从担保基金中核销。”
由此可见，此项政策目得在于鼓励大学生创业，减少大学生得贷款难度。有政府创业基金作为担保，乃至在借贷人无力偿还时提供代偿，无疑会降低银行下发贷款得顾虑。但这也不代表就可以轻易拿到银行贷款，上述《办法》就明确：“经办银行要有效把控贷款风险。经办银行创业担保贷款代偿率（当年累计代偿金额/当年累计发放贷款金额）达到10%时，应暂停发放新得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创业担保贷款代偿率达到20%时，取消该银行创业担保贷款业务资格。”在借贷前，大学生创业者仍然会受到银行得严格调查和审核，且在此之前需要通过当地人社部门得资格审查。
5.弹窗广告治理
弹窗广告是指打开网站后自动弹出的广告，无论点击还是不点击都会出现在用户的面前。用户一般都对这种强迫式的广告形式很厌恶，影响了访问用户的上网速度，还带有大量的不安全因素，一般弹窗广告之中都具有强制性，并且可能包含挂马病毒，木马病毒。弹窗广告自诞生之日就争议颇多，最近又登上热搜榜单前列。
弹窗虽小，背后却隐藏着庞大的灰色产业链条。一些机构在利益驱动下，主动迎合广告主对低价推广的诉求、平台对短期利益的过度追逐，利用弹窗广告牟利。如今，相关产业链往往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其投放目的，甚至通过网络设置“强迫”用户收看或点击弹窗，同时形成反拦截机制，让信息过滤关卡形同虚设。当技术被用于网络捆绑行为和不正当竞争，其负面效果值得警惕。
以用户为中心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重要逻辑。恶意弹窗广告，既拉低了网络服务质量，也有悖于用户意识。事实上，通过用户体验获取短期收益的做法，消磨着平台本身的注意力和信任资源，无疑是短视的。互联网广告是广告业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无论是前沿的数字技术、多元的媒介呈现，还是丰富的互动体验，都为优质广告赋予了更多可能。摆脱依靠提高强制性进行营销推广的套路，多从创意上做文章，才有利于推动网络广告新业态的发展。
6.饭圈整治
一段时间以来，“饭圈”乱象愈演愈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挑动对立、侮辱诽谤、造谣攻击、恶意营销等现象屡见不鲜，破坏清朗网络生态，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畸形“饭圈”，非治不可。
当下，“饭圈”的问题出在“圈”字上——为了追星而组成小团体、小圈子。如果说，因兴趣相同，爱豆(偶像)之人互相交流，聚在一起，这没有问题。但“饭圈”的“圈”大部分显现排他性：为了自家的爱豆，不惜四处开火、拉踩引战，圈中人大多胸怀狭隘、戾气充斥。
现在的“饭圈”可谓是高度组织化：有专门的明星后援会(站)，带头人被称为“粉头”；这些后援会定期组织活动，向成员下达“任务”，包括为自己的爱豆拉流，攻击其他明星，控评、刷榜、做数据，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这些粉丝组织还有一套“财政”系统：向粉丝集资，用以购买明星周边产品，或是花钱刷榜，而这类集资长期处于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
“饭圈”和“饭圈”文化的兴起，离不开资本的助力。在“饭圈”追星行为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这几年，不少选秀综艺节目引入打榜投票的模式，爱豆的排名和出道与否，取决于粉丝们的投票，正所谓“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这样的模式，无异于放任和助长了“饭圈”的乱象。
7.共享购物袋
浙江杭州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等九部门决定开展不可降解塑料袋专项治理行动，倡导消费者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鼓励循环使用“共享购物袋”。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升级版”的限塑令，这无疑令人欣喜，令人叫好，但笔者以为，“限塑令”不能“一限了之”，还需通过“源头治理”“信用体系”“可替代品”等实招，以防“限塑令”再成“一纸空令”。
首先，需有“源头治理”理念。出台新版“限塑令”不是难事，但关键在于落实，这就需要从源头入手。要严禁各地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要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绝不纵容。其次，需纳入信用体系。可考虑把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企业、个人等相关违法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其三，需跟进“可替代品”。对于用惯了塑料袋的广大市民而言，如果一下子“一刀切”地全面“禁塑”，肯定会“很不习惯”。这就需要尽快研发“可替代品”，鼓励全生物降解塑料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让广大市民不受全面“禁塑”的框定而影响日常生活。
8.网络募捐
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发布求助信息、开展爱心捐助，让确有需要的求助者获得应有的帮助。这种“互联网+慈善”的方式，是传统慈善体系的有效补充，有助于弘扬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其积极意义理应得到肯定。但与此同时，由于真实性、透明度以及审核、监管机制的不够完善，伴随互联网募捐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歇，诈捐、骗捐的问题屡被曝光，透支着人们的爱心和信任。
虽然网络募捐平台也在积极倡导诚信求助，发布行为自律倡议书，但在准入环节上还缺乏统一标准，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可以发布求助信息尚无定论。有的求助者确实收入微薄、家境贫寒，但有的求助者拥有一定的家庭资产和稳定收入，这种求助者在经济条件上的差异性，难免会引发公众的争议和质疑。针对这一问题，也需要抓紧出台规范性的行业标准，规范求助者的准入门槛，让有限的社会慈善资源能够分配到真正困难群体的身上，避免因为制度性因素导致矛盾的产生。
9.工作闪辞，成长不能闪退
“95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之间为7个月，远远低于“80后”“90后”群体，成为“闪辞”主力军。对此，笔者认为，社会是个大课堂，踏踏实实才是本分，工作可以闪辞，成长不能闪退。
普遍有种说法：跳槽穷半年，转行穷三年，道出了闪辞的种种弊端。首先算一下经济账。入职一家公司，一般试用期是3个月，在这三个月内，薪酬一般都是打8折。假设跳槽不顺利，可能试用期都过不了，这时再继续找工作，薪酬可能永远是打八折。其次算一下经验账。闪辞的背后多半是觉得公司有各种问题，不堪重负的你选择再次跳槽，想熟悉和精通一个行业至少需要3年，你想想人生能有几个三年呢。再次算一下发展账。闪辞有可能成为习惯，身边频繁闪辞的人，往往过得不太好，就因为跳槽不过是跟风，却没有弄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长此以往，只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林鸿曾有言：“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道出了“行胜于言”“学以致用”的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知与行，缺一不可，必须做到知行合一。从实践论出发，践行是根本和目的，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来讲，遇到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时，请用心思考，争取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未来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你心中有“图案”，就会走成那个模样。
10.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行动纲要》提出，到2025年，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显著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发展环境显著优化，基本形成渠道丰富、开放共享、优质普惠的数字资源供给能力。初步建成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字技能稳步提升，数字鸿沟加快弥合。劳动者运用数字技能的能力显著提高，高端数字人才队伍明显扩大。全民运用数字技能实现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数字生活，数字安全保障更加有力，数字道德伦理水平大幅提升。展望2035年，基本建成数字人才强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高端数字人才引领作用凸显，数字创新创业繁荣活跃，为建成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而言，数字素养意味着如何更好面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独自面对各种电子屏幕和数字界面，每个人的注意力和行为数据也成为数字技术持续获取的目标。这一趋势不仅产生了隐私保护、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与陷阱等问题，还造成了注意力缺失、游戏与短视频成瘾等心理与行为失调。改变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在数字生活实践中反思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适、适度节制，让自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不能自拔。要让数字娱乐和虚拟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补充，进而借助虚拟生活改善现实生活的质量，让数字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