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已对我国现有事业单位按业务范围的分类做了介绍，这里所说的结构设计是指依据改革的目标，政府部门按事业单位公益性程度所做的结构安排。
所谓公益性程度系指事业单位所提供的社会产品在消费特征上竞争性和排他性体现的深度和强度。若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则说明这种产品公益性程度弱；反之，说明其公益性强。以教育为例，在经济学家看来，教育是一种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服务，只不过不同阶段的教育公益程度不大一样。如职业中专、职工技校、高等职业学校等各类职业培训最接近于私人物品，比较而言，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更接近公共物品。因为小学教育关系到起点平等，而大学教育更多涉及知识的创新。但是小学和大学相比，小学更具有公共性质。
一般而言，到了大学阶段，教育已经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了。无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将要从事什么职业，或者经商（这似乎接近私人物品），或者从政（这个职业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或者继续走学术的道路，作为学生个人是可以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可以排他地享受和消费的，因而可以分别地对个人收费，这很符合私人物品的定义。这种性质会鼓励对大学教育的投资，无论是学生家长，学生本人，还是企业赞助商，从而无须作为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只是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教授还肩负着知识创新的重任，这些新的知识大多是公用知识，不能采取谁付钱才告诉谁的办法。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可以采取分别向学生收费的办法来谋生。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孔子。孔子的学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和文化成果，又使后来的中国人受益无穷，他却也靠学生们的几束干肉维持了下来。另一个例子是亚当·斯密。据说在他那个时代，英国大学中的规矩是教授按学生人头收费，听课的学生多，教授的薪水才多。这制度并没妨碍斯密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家们也都免费享受了斯密的恩泽。在知识创新加速的今天，学费也许不能完全抵偿教授的成本，大学教育才有了更多的公共性质。然而即使如此，支付教育公共物品的资源并不唯一来自政府，民间的捐助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至于小学，则有很大不同。作为教育的初期，离获得回报的日子还比较遥远，这首先使企业赞助商失去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学教育比大学育更需要公共资源的支持。平心而论，任何个人（或他们的父母）对教育的投入，都会对本人有好处。如果他不交学费，就很容易被排除出学校，因此也不存在搭便车问题。关键在于，有些居民过于贫穷，以致连初等教育的经费也支付不起。如果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落了伍，以后再追就非常困难了。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人的预期收入有着重大影响，这可能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已经贫困的父母还是供不起孩子念书，贫困将被“世袭”。不平等现象不仅违背大多数人的社会理想，也是无效率的。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比在穷人手里的效用要低得多。更何况，过度的贫富差距还会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一个重视平等又崇尚自由的社会，必将较之结果平等更强调起点平等。而实现起点平等的手段就是教育，尤其是公平的初等教育。所以，小学教育的公共性质，并非起因于传统的对公共物品的理解，即它无法排他地分别收费，而在于它要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起码的教育，不管他的家庭是否支付得起学费。
在这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小学以及中学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采取上学补助的方法。如巴西为了鼓励穷人的孩子上学，推行了一项“助学金计划”。巴西政府规定，人均月收入在90雷亚尔（3雷亚尔约合1美元）以下的家庭，每个6至15岁的在校学生每月可领取15雷亚尔的助学金，一个家庭最多可有3个学生获得资助。15雷亚尔在首都巴西利亚能买到约11公斤的大米，在贫困地区，可维持一个学生的简单生活费用。按此计划，预计到2006年，助学津贴将涵盖巴西1140万个家庭，受惠人口超过4500万，占巴西总人口的1/4，这是全球最高规模的“助学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