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揭示】
政策分析与制定主要体现在政策议程上，这就涉及一定政策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能进入政府政策议程，什么情况下不能进入，主要涉及逆境中的政策制定问题，为此就要分析影响政策制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的突破和创新。当代中国的群团改革问题在公众议程层面刻意说已经讨论了多年，但囿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破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原有党政模式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统筹党政群机构设置，联动改革问题也呼之欲出，行业协会改革先行一步，随后工会改革和共青团、妇联改革也随后跟进，制度变革这一中国政治体制创新终于开启，中国改革由此进入治本阶段。
【案例概要】
群团改革问题是伴随政府体制改革问题提出的，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现行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都是拥有垄断性实权的官办实体，不少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存在严重的机关化、娱乐化、贵族化倾向。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事业单位改革和国企改革，群团改革就是回避不了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群团去体制化问题，包括推出财政供养。党中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人民日报》专门发文提出共青团不改革将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是焕发共青团生机活力的重要举措。全国妇联改革也将推出，中国改革真正进入实质性突破阶段。
【案例正文】
政协委员：建议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退出财政供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泓铭建议，群众团体应退出国家财政供养。张泓铭说，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中，中国财政以每年约19％的速度增长，还是赶不上支出的增长。这同中国财政供养负担过重相关。至2012年，官方公布的公务人员总数为708.9万人，学界估计，全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在2013年达到数千万。虽然数字差异主要在于采取统计口径不同，但一个现实不容回避，即部分群众团体纳入了行政编制并由财政供养，加重了财政负担。
他注意到，财政部网上公布的“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表明，群众团体事务支出222亿多元，比当年全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和“援助其他地区”两项支出之和还要多21亿元。在222亿元中，行政运行支出92亿元，是“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的两倍多。
张泓铭认为，群众团体可以承担群众组织自治管理的职能，但不能承担政府管理的职能，否则就是越位。在他看来，这些群众团体包括工会、妇联、侨联、台联、工商联、残联、文联、科协、作协、对外友协等社团。“群众团体千千万万，只让某些群众团体享受财政供养，是纳税人接受不了的。”
张泓铭说，群众团体逐步退出财政供养，是落实中共中央“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思想的具体行动。
同时，他建议国家对群众性团体自筹的一切费用和结余实行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