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回应，也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如最近某社交软件平台回应可以看用户聊天记录一事时称，其“不留存任何用户的聊天记录”，聊天内容“只存储在用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然而，此前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却表示，“虽然我们能力上完全可以，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换言之，他们确实是可以看到用户的聊天记录，只是没有看。不能看与没有看，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我们拿什么保证互联网企业“不会看”？
对于互联网应用产品的权限限制，并不能说完全缺乏规定。如2017年7月1日起实施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就指出，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不得调用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终端功能。但哪些服务是相关的，哪些服务又是无关的，却是个疑问，互联网公司对此具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另外，2003年，我国就开始起草《个人信息安全法》，2005年提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如今12年过去了，这部法律立法进程却并未加速推进。综合这些背景，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从行业规范到法律，还是显得“粗线条”了，乃至留下了不小的空白地带，为互联网企业对个人信息的不规范采集与使用，开了方便之门。
2.在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形中，人们所剩下的仅有选择余地，便只剩下在提供个人信息风险与所办事务必要程度间的轻重权衡。个人信息安全的起码保障必须作为基本的政府公共服务内容得到确认，这项政府责任所需要涵盖的包括，积极主动保障国民个人信息并对泄露信息的人和行为予以严惩，在无法、无力保障的情况下，分清轻重缓急，“非必要不得轻易采集公民身份信息”应成为政府决策的准则，更须警惕每一项试图借由政府政策将公民私隐信息交托予商业公司的冒险举动。做不好的时候，宁愿暂停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冲动，这也是难得的施政理性。
人们身处这样一个用“信息”来作为时代标识的年代，几乎再怎么设防，或都无法避免自己的信息被情愿或不情愿地采集、使用以及泄露。每每遭遇这样那样的“泄密门”，总会忍不住惊呼“我们的信息不再安全”，但现实的情况却可能是，那些被一次次牵肠挂肚的私隐信息，可能就从未安全过。安全问题渗透于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吃到嘴里的不求有益但奢无毒，行在路上只得寄望于上天庇佑，包括那些寄存于虚拟世界的个人信息，现在看来亦是岌岌可危、劫数难逃。此番“泄密门”的漩涡不断扩大，只是再一次让人们打量和拷问，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严峻性———每一次填写个人信息，真的都是安全、必要和合理的吗？
3.现在还没有因用户信息泄露而引发的负面事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信息泄露的严重性。不过，保护用户信息方面，未雨绸缪绝对是正确的，等真的出现了恶性的负面事件，再想起来弥补信息保护的漏洞，对受伤害的用户来说，岂不是晚到黄花菜都凉了吗？之前，因为管理漏洞，如家、汉庭等大批酒店的开房记录被第三方存储，导致了沸沸扬扬的开房记录泄露事件，这就应当是个教训。
　　如今，三家共享单车进入了泉州，泉州用户的信息安全应当被重视。窃以为，管理好用户的信息，我们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管理数据的机构或个人应当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尊重个人数据和信息，不能参与贩卖信息。其次，数据储存的管理部门要经常对直接负责人敲警钟，不能把信息交个个人后甩手不问。第三，要购置固若金汤的防火墙，不能轻易被黑客攻击、截获，确保用户信息安全。

4.专门性的信息立法也有助于破解信息监管的机制性难题。据不完全统计，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银监会、证监会、铁道部等部门都有规章文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这种交叉管理机制无法使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保护个人信息时进行有效协调和对接，也难以打破行业管理内部利益关系的羁绊。同时，网络技术发展不断产生信息管理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制订统一的信息立法。因此，没有立法方面的根本改观，民众的网络安全也就很得到保障。
但进一步分析，网络信息安全所反映的既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整个社会诚信度和征信体系、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营管理水平、民众的遵纪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等，仅仅靠立法这样的外部手段，并不能让人们得到信息安全的长久保障。立法先行，还得有社会文明的整体跟进。这是一个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全面、客观、准确。字数在300字以内。
2.假如你是N市信息建设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当前我国的公民信息泄露情况突出，民众对此关注度很高，请结合所给材料，写一则保障公民信息安全的编者按。字数在450自已字以内。
3.阅读完所给材料，你一定有所感触，请围绕“信息安全的紧绳”这一话题写一篇文章，字数在800字以内，标题自拟，角度自选，立意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