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中长期看，我国人口红利的确在逐步消失，老龄化难以避免，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但是，从中短期来看，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具有“假阳性”特征。从比20年更长的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鼓励多生孩子；但从5至10年的中短期来看，我国完全可以消除“假性”老龄化，这就要坚决打破城乡二元化格局，特别是决心解决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实质束缚。这一不合时宜的束缚，另一个名称就是城市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的事实排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从加法上看，可以使农村获得更多可交易财富，以增强农村的社会活力和农村人口新陈代谢能力，从而为城市提供更多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市民和自由精神的劳动力；从减法上说，同地同权同价，可以遏制城市房地产价格飙涨，降低房租价格，彻底消除“一年血汗收入、大半付与房租”对农村劳动力的挤出。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就是中国式更灵活、宽松的移民政策。尽管与美国那种全球性“吸纳青春”方式不同，但中国城市能够从世界人口最多的农村“吸纳青春”。这是日本根本不具有的人口补充潜能。其实，长期扭曲、抑制这一人口移动或者城乡移民潜能的，并不是签证政策和民族差异，而是寄生于二元化土地制度之上的二元化户籍政策。

 

 

材料二：

   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对承包地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没有处分权，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允许抵押、担保的，因为抵押、担保实际上就是一种处分权，因为一旦抵押担保，到期无法偿还贷款，那土地就变成别人的了，变成事实上的农村土地买卖。

但是，现实中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又需要资金，商业银行每一笔贷款都必须有有效抵押物，而农民又缺乏，造成了贷款难。所以这次中央就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允许抵押担保，但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这样既能缓解农民的贷款难，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便到期还不上贷款，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的经营收益，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承包权。

 

材料三：

   沿着这个维度深化农村改革，一要抓好承包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对承包权适度赋权。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承包权利人放心地长期转出经营权。上世纪50年代的土改，解决了大地主与小佃户的利益矛盾。如果对承包权强调过度，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小地主”与“大佃户”的利益矛盾。土地流转费过高已成为我国农业不可承受之重，不宜把增加财产性收入作为土地流转改革的追求目标。二要保护务农者经营权。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给予更多支持和保护，鼓励签订长期流转合同，使经营者有稳定的预期，调动其用地养地和增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积极性。支持经营者对细碎零乱的耕地进行平整、以利于机械化作业和田间管理。三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材料四：

   　纵观全国，各地都有企业主动参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的改革，采用农民欢迎的土地托管、实物地租、土地入股等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推动农业闯关过坎，实现企业、村集体与农民互利共赢。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大阳古镇，2016年9月，四分街村与大阳古镇旅游开发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村庄整体入市，使用期限为40年，促进了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成都市郫都区，按照“公平置换”原则，对水源保护区2123名农民实行生态搬迁，实现了水源保护和农民致富“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