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想中的“中产”是“好的制度”坚定的推动与维护者，他们期望拥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发言权，期望“好的制度”能构建一个阶层流动的社会，凭借学习、努力而不是权势的世袭；凭借同一个起点的打拼、竞争而不是“超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的悬殊落差，打通更多的向上通道；他们更期望在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制定过程中，“中产”们、富豪们、官员们乃至弱势群体们都能够有发言的桌子，所形成的任何社会公共制度都是经过多数人同意而不是少数人拍板的……
 
2.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层就扩展到管理阶层。这时管理和资本已经逐步分离，出现管理层，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上世纪60年代之后，即后工业时代，出现“知识经济”，以及新的知识服务阶层：管理阶层、知识白领，他们处于产业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变成新的中产阶层。可以说，中产阶层真正成为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那时，西方普遍认为管理阶层、白领是新中产阶层，有时，也会把公务员算进去。
 
3.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它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较普遍存在。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4.在政治和利益的博弈之中，中产阶层只能孤军奋战。在体验过无数次个体单挑体制的悲壮结局之后，中产阶层也不得不学“乖”了。就像在一些不公平的拆迁中，当拆迁户明白对抗无果之后，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率先拆迁而获得的一些“奖金”。逐渐地，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些经验会化为一种势利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固定下来。他们不再属于市场，甚至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普遍地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公平规则，有些人变得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曾有一个中产阶层朋友如此精妙地概括自己的价值观：我不痛恨这个体制，我只痛恨自己不能进入这个体制。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确实已成为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西方的中产阶层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
 
5.以美国为例，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而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6.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出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来看，中产阶层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化，凭借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经济生活和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以及随处可见的银行、办公大楼、饭店、俱乐部、电影院、博物馆、餐馆、咖啡馆、豪华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教堂这些现代公共空间，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市民社会得以出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条件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尤其是一个国家进入到工业化中期以后，也就是多数社会成员摆脱基本生存问题约束之后，中产阶层的发展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心问题。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这个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能否有效扩大。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可能有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没有中产阶层的扩大，也不可能出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7.如果我们真正想要一个中产阶层的社会，政府需要努力的正是去避免这种所谓的中产阶层的消逝。比如在回答大前研一所列的问题之中，中国中产阶层同样要面对的是房屋贷款问题和子女教育费用问题。政府应该努力去挤压存在于房地产和教育之中的费用泡沫，因为为这种高昂费用买单的最后只能是刚刚诞生的中产阶层，从而让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化。同时，宽松的公司发展环境也是必要条件，因为大部分的中产阶层由怀特·米尔斯所言的 “白领”和小型的私营企业主构成。总之，让更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同中国大陆GDP的增长速度相吻合,而不要让他们恐惧于自己资产的增长速度甚至落后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速度。
 
8.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的稳固，绝非仅仅是常态收入的保证，更应该有各种权益、福利的确保。没有人在乎是否会戴上了“中产阶级”的头衔，或者是暂时在收入上合乎了中产的要求———如果没有各种基本公民权益的被尊重、基本公共福利的被保障，那么，任何人都会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中产”只是一顶华而不实的帽子。偶有难以预料的家庭变故、工作变动，便会导致中产向底层的滑落。
所以，要想使中产阶级数量增加、质量达标，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强化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民众权益不被侵害，无疑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因为有了收入的稳定，各种权益、福利的确保，中产不再“易碎”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提升中产阶级数量与质量的过程，也是有效改善底层民众民生现状的过程。
 
9.培养一个真正的中产阶层不会一朝一夕就能做到，要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被人人所诟病的住房、医疗、教育这“新三座大山”，根本上应该变革分配制度。因为分配制度决定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更进一步讲，政治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政治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中产阶层不应该只是个传说。当那些出身底层的大学生“蚁族们”，经过奋斗基本都变成中产时，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社会自会到来。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畸形的经济发展结构造就了很多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成为中国改革路上的最大阻力和维持畸形发展的重大推力。由此观之，能否撼动利益集团，推进体制改革，是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的关键，是最终实现民富国强的关键。　
 
10.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例如，他们的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拥有独栋房屋的阶层会因生活于低人口密度居住区，有更大可能拥有健康的心理，从而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一点笔者在过去的专栏文章有过讨论。中产阶层的收入比较高，衣食无忧，因而有更大可能从事有创造的职业，给社会带来活力。中产阶层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感会使社会的消极势力受到钳制，对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社会保持活力。他们的自我肯定，会对社会现实或社会前景有较高的认同感，可防止社会出现势力较强的激进人士组织，有利于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中产阶层占人口多数，在实行选举政治初期，可防止类似希特勒这样的反人类激进政治家通过选票登上政坛金字塔的尖顶，防止社会陷入巨大政治灾难之中。总之，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产阶层的崛起并发展壮大，是社会转型成功的同义语。
 
11.今天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缺乏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和价值体系的支撑，从而导致他们在文化认同上无所适从。其实，所谓的“中产阶层”和“中产文化”，在当下中国尚且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人们并不知道中产阶级的真实来源和构成规则，无非是根据几本小册子，胡乱拼凑起若干条例。一股徒有其表的中产阶级文化潮流开始在中国蔓延。人们从几本西方的小册子里，仔细地寻找着诸如怎样装潢卧室、怎样品味咖啡的指南，试图从物质生活的表面，模仿和探索出某种“有修养”的生活方式。拙劣的东施效颦，一些没有来龙去脉的暴发户，在金钱的沼泽地里孳生的灰色蘑菇，装点着“中产阶级”的寒冷交替的早春季节。
 
12.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
   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
 
13.随着收入的增加，中产阶级更加重视生活质量。旅游现在成为成功的一种标志，而且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一种新的衡量维度。随着中产阶级的演化，他们将消费的商品的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越来越渴望自我表现和解放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数码产品成为一种基本需要的一个原因。中国中产阶级的愿望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所想要的“只是幸福快乐”，但这与现实是不符的，他们知道需要努力向前拼搏，因此他们的现实目标是继续努力向上爬。说“我所想要的是幸福快乐”，这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愿望，事实上却心怀强烈的抱负。
中国中产阶级不热衷赴晚宴，家是受尊重的私人领地，他们不会花巨资买昂贵床罩，但舒服与否至关重要。他们正越来越重视品质，而这也是中产阶级的正常表现。
 
14.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搞中央集权，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说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如果把皇上当成“惟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嘛!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1.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归纳我国中产阶级发展的现在是什么？全面、客观、准确、字数在300字以内。
 
 
2.材料13中所想要的“只是幸福快乐”，但这与现实是不符的，他们知道需要努力向前拼搏，因此他们的现实目标是继续努力向上爬。说“我所想要的是幸福快乐”，这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愿望，事实上却心怀强烈的抱负。如何理解中产阶级所想要的“只是幸福快乐”？字数在450字以内，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假如你是D市发展中产阶级办公室的一名公务员，当前我国中产阶级发展缓慢，受制于制度建设的限制，中产阶级的权利也很难得到保障。请结合所给材料，分析现实，写一则关于D市加快中产阶级建设的公告。字数在500字以内，结构完整，语言凝练。
 
 
4.阅读完所给材料后，你一定有所感触请围绕“中产阶级的未来”写一篇文章。字数在1200字以内，标题自拟，角度自选，立意自定。见解独到，论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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