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
13年前，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贪污受贿被严惩。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严惩的省部级高官，死前曾说“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13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些话，说到了根本，讲到了要害。
反腐靠什么？加强教育、重视干部的个人德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也即权力结构。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0多年的反腐败实践表明，如果权力的生产线、监管流程出了问题，再好的零配件送上去，也难以确保合格产品。因而，制度反腐，必须从权力结构的改革入手，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变依靠个人自觉的软约束为依靠刚性制度的硬制衡，才能切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衡，是欠缺的制度；没有制衡的监督，是危险的权力。
不科学不合理的权力结构，是纸笼子。纸笼子是关不住权力这只猛虎的。习近平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三个不允许”实际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结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同时也说明，还存在牛栏关猫、纸笼关虎的危险。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铁笼子？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一次谈话中坦诚地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以为自己有可以畅通无阻的一切特权。此言当引起我们深思。
好制度，一是具有客观性，不能脱离和超越其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二是具有代表性，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三是具有可操作性。好的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包括制定者都无法随心所欲去违反。因为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有效权力制衡为保障，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非主观愿望所能轻易改变。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领导者个人的因素，思想、作风等，在党的建设中的影响，小于制度的影响。“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早在1980年，他就说过，我们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解决这个“总病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这就需要在制度上有相应的改革。这种权力结构的改革道路究竟怎么走，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总体价值取向是，权力来自哪里，掌权者自然就向哪里负责。这既是职业道德，更是生存法则。
如此，我们就能有效推进制度反腐，实现“让全体人民来监督”，从而变关猫的牛栏为制度的铁笼，既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滋生蔓延，又能可靠地防止权力事故的易发多发。
2.春运，行进中国的剪影
春运是一段幸福而艰辛的历程。幸福，是我们的目的地。而艰辛，正是推促我们化解种种难题的动力
春运启动，整个中国都像踏上了旅途。
80多万民航旅客上路，500多万铁路乘客出发，近8000万人从公路水路奔赴目的地……这仅是1月26日春运第一天的数字。40天春运期间，预计将售出34亿多张车、船、机票。每一张票的背后，都是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旅程。这一年一度的旅程，正是今日中国的剪影。
放在20年前，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农民工的数量会超过2.5亿，高校在校生会达3000万之多。流动意味着机遇、意味着活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将上万亿元的收入转移回家乡，为乡村发展积累了财富。几千万学子踏进高校校门，由此迎来人生际遇的重大拐点，从这里出发，他们的未来有了全新的可能。然而流动也意味着各种新的矛盾、新的压力，从文化融合到社会管理。春运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迁徙”，只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现象之一。
这样的迁徙中，我们中的很多人，有在车站窗口排长队的辛苦，有被票贩子“狠宰”的恼怒，甚至有买到假票上不了车的焦急。我们把这些归因于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滞后，归因于铁路交通部门垄断所导致的效能低下、公平缺失。然而实际情况远非这样简单。
这些年来，为了缓解运力紧张，交通部门付出的努力着实不少。近十年中，铁路里程以每天超过6公里的速度在延伸。到去年底，全国高速铁路建成近万公里，旅途耗费时间比过去缩短一半以上。但是，不论运力增长多快多大，都不可能满足春运这种短时间大运量的需求。如果按照春运的需求来配置运力，就会在非春运期间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运力闲置。因此，解决春运难题，还应当从运力以外去寻找。
在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同时，如何兼顾不同群体间的能力差异？是更多采取市场调剂的手段，还是更多考虑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是以更严厉的方式管控违规行为，还是通过更透明的方式实现社会共治？从上浮票价到取消上浮，从窗口售票到网络订票，从火车票实名制到高速公路免费，种种有着良好初衷的尝试，常常会遭遇新的情况，很多时候甚至是老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问题又在产生。
有踏上归途的喜悦，也有跋涉艰难的抱怨，有朝发夕至的便捷，也有一票难求的焦虑，有对交通部门管理能力、服务能力的吐槽，也有对这些部门员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敬佩。这些复杂情绪所对应着的，是一个不断受到批评也不断改善着的交通系统，是一个总有说不完的问题但又的的确确在迅速前进的中国。
上世纪50年代，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要花整整90个小时。武汉长江大桥修通之前，火车更是要先上轮渡才能过江。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回首今天春运的图景，相信同样会有这种隔世之感。春运是一段幸福而艰辛的历程。幸福，是我们的目的地。而艰辛，正是推促我们化解种种难题的动力。
3.“拙于交往”与精于事业
我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刚刚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郑哲敏院士，一生坚守一个原则，“潜心做研究，少点社会活动，少点商人气息。”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对自己一生也有一个评价：“只顾埋头拉车，拙于人事交往。”
“以天下之至拙，应天下之至巧。”实际生活中，拙于交往的人，多精于事业。他们不喜欢张扬，不善于应酬，只想着把工作干好，把任务完成好。正是这样的人，支撑起我们的事业，挺直了中国的脊梁。拙于交往并不代表交际能力差，而是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经营人脉关系上。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工作之外的事忙多了，用在事业上的心思就分散了。诚如“当代毕昇”王选曾说：“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
少些事务，多些务实；潜心钻研，挖井见泉，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让世人尊敬的大师专家，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不为名利所绊，不为声色所累，不为喧嚣所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踏踏实实干事业、兢兢业业做学问。国际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说过，自己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数学。“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也讲过，“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袁隆平、吴孟超、吴大观、林俊德等人，也都是把“板凳要坐十年冷”、“一生只做一件事”当做人生追求，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反观当今的一些专家学者，有的“研而优则仕”“成于名则商”，无暇也无意“坐冷板凳”“写真文章”。还有的稍有些成绩、有点名望，就热衷于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网络上有形。他们不但想当“专家”，还想当“杂家”，哪怕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事，只要有利可图，即使违反规定也去做。于是，整天忙于应酬各种会议、庆典、访谈等“露脸”活动。如此热衷于名利，看似获得了一些实惠，实则荒了专业、丢了事业。
事实上，科学巨子们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甘当“老学究”，他们总能在拙于交往中自得其乐，在精于事业中乐此不疲。这就是科学和艺术联姻的神奇魅力。在他们眼里，科学的伴侣是艺术。他们之所以比别人走得更远、探得更深，就是因为他们能兼收并蓄，文理兼通，善于进行跨界思维、跨界创新，从而达到会通之境。数学家谷超豪坦承自己对数学和诗歌一样喜欢，常从吟诗作赋中，拓展数理思维。“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认为，做项目就像演好一台戏，唱京剧和造雷达是相通的。
再次翻阅历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22位大师的先进事迹，不难发现，他们的成功惊人地一致：坚守理想、钟情事业，耐住寂寞、拒绝浮躁，不喜欢出名挂号的事务性活动，总是醉心于自己的专业事业。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成长成才的经历，有力地回答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4.当春运遇到“权利时代”
人口的迁徙，总有经济、社会的动因。近代中国，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无不是普通人为拓展生存空间、改善生活质量因时而动、择地而迁。放在更大范围看，中国的春运，也写照着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连续不断的城市化进程，而伴随这一浪潮的，是对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
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春运，我们可以发现，春运作为每年春节前后的话题库，正反映出公众权利诉求的多样、权利意识的高涨。当这道世界性难题遭遇“权利时代”，也必然会有更多需要想清的事、理顺的结。
“绿皮车”跑不过权利诉求 站票和坐票获得的服务不同，是不是也该有价格差别？铁路本是公共产品，售票网站也好、高铁建设也好，成本为什么不能更透明？抢票插件只是利用技术漏洞，为什么不让下载使用？细审今年春运的这些热点话题，有对公开的吁请，有对公平的要求，更有对公正的热望。
上世纪90年代，春运人次突破10亿，到2006年突破20亿，再到2012年突破30亿。如果说这样的加速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前行，那么，春运话题的变化，则显示出中国社会另一方面的进步。 从抱怨“票咋那么难买”到质疑“票都哪儿去了”，从赞赏“火车越来越快”到监督“花钱越来越多”，与社会流动相伴而生的，是权利意识的苏醒、利益敏感的提升。而且，过去对春运的讨论，更多围绕个人利益：排第一也没买到票、被黄牛“宰”了多少钱。今天的讨论，却已进入社会价值、公共利益层面。为站票票价减半呼吁的人，大多经常坐着回家；小夫妻为农民工有偿代购车票被拘，表达同情者也大多能熟练上网。围绕春运的这些声音，显示出一种普遍性的权利关照，也折射出权利时代的群体性焦虑。
20年前，有列车员粗暴地把行李丢下火车，现在，售票员哪怕是打个呵欠，也可能被拍照上网引来围观；曾经的绿皮车上，挤满人也不妨碍推着小车叫卖“瓜子花生方便面”，但动车上，哪怕是赠送的高级矿泉水，也会引来高铁票价构成的猜想。如果还是用“慢车时代”的管理思维，去应对“高铁时代”的权利焦虑，难免会被“追尾”。这也正是铁路发展如此之快，却仍然追不上公众要求的原因所在。
面对春运，压力最大的铁路部门，也在换轨转型。售票进入网络时代，实名制、二维码，一系列举措，不仅让更多人能在家购票，更让泛滥一时的“黄牛”受到打击。发布详细购票攻略、与媒体公众交流互动，“软服务”的进步，让大家看见一个放低了身段的“铁老大”。对于一个每年都会被推到舆论浪尖的部门，保持这样的姿态，可说是权利时代的必然选择。
当然，对接公众感受，不仅要有技术的进步、硬件的提升，更需软件的支持。比如，如何保证不会上网者在抢票时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公布火车票去向，是否能减轻公众对特权车票、票房腐败的猜想？如果规划更科学、合理，能否减少“天量退票”、“车厢空位”的现象？春运中，所谓的软件升级，除了贴心、微笑的服务，也包括对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保障，更是对不同群体利益的细致分辨、充分尊重。“话题春运”提示我们，需要在发展的高速路上，启动权利议题。
也要看到，从启动权利议题到实现权利回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不说几乎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总人口搬一次家的庞大体量，也不说只集中在春节前后几十天的爆发性需求增长，即便是网络售票这种具体环节上的技术改进，也会因为诉求不同、立场不同而面临各种“两难”。更何况，春运的问题，还嵌套在户籍制度、区域差距这样的大背景之中。
正因此，我们在启动权利议题、保障春运这项“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还需要观照现实语境，在更多耐心、包容中化解旅途的艰辛。实际上，春运不过是把政治生活、社会矛盾中的关键词，放入了相对具体却更为极端的情境中讨论。从社会保障到环境保护，从政务公开到节能减排，更多领域的改革发展，都需要启动同样的议题，也需要面对同样的难题。铁轨上的迁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这列驶往春天的高速列车，载着几多艰难，更载着几多幸福、几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