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有一对中国夫妇搭乘美联航返沪，美国空乘在整理行李舱时，要变动他们的行李位置，以便别人放行李，却遭到那对夫妇的反抗。男乘客更是多次让空乘“shut up”（闭嘴）。空乘为此报警，5名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察把这两位乘客架出机舱；妻子试图道歉被警察“无情”拒绝……
有关后续报道，结果到昨天傍晚，就有15万多手机用户关注此事，数万用户认为“上帝”被逐是“活该”。你怎么看上“上帝”被逐为何叫好？
<测评要素>：综合分析能力
<参考答案>：
（1）中国乘客遭美国警察扣留，却没得到中国读者的同情，这说明我们的大多数读者还是“帮理不帮亲”。飞机上的行李舱是公共空间，不是哪个乘客的私人储物箱，你是“上帝”别的乘客也是“上帝”，凭什么空乘不能移动你的行李让别的乘客同放行李？你缺理还不饶人，还要妨碍空乘的“公务”，不给这样滥用权利的“上帝”一点颜色看看，将有更多的“上帝”失去正当权益。
（2）在公共场所和公交工具里，一人坐两位、人坐一位行李占一位之类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情景每日可见。这种恶劣行为在国内很少受到指责，可是在讲文明讲规则的地方，侵犯他人利益者就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了。
（3）钱包丰满之后，中国人出国的机会日渐增加。然而当那些“钱包很丰满，教养很骨感”的人获得更多出国机会后，同样获得了更多的出洋相机会。在国内，由于人们的正义感缺失，对所谓“上帝”过分纵容，使得他们把服务人员当作奴隶随意差遣刁难。在空间有限资源不足的社会共同体里，有人通过蛮横而受益，就有人受到侵占而受损———你多占空间，别人就少了空间；你插队而节省排队时间，就是掠夺先来者的时间……万众指责无理乘客，既是人们明辨是非，也是人们为自己未来的权利打造盾牌。
（4）强者为王的社会一定是弱者受伤的社会。美国的空乘人员和警察不机械信守所谓“上帝总是对的”教条，值得我们效法。只有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才能捍卫各自的权利；只有对不守规则的人群起而攻之，“上帝”们才有可能平权。
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花了十几万元。这个“过度医疗”典型恶例再次引起公众反思“一个病人7个支架”给我们什么警示？
<测评要素>：综合分析能力
<参考答案>：
在新闻中，“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是作为一个事例叙述的。这个反面典型，起码有这样三点警示意义：
一是，医改资金监管的重点是官员。对于医改资金的监管，我们的制度总是针对广大参保者，这当然不错，但是，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官员，权力越大越要加强监管。这位心脏病住院花去十几万,像这种高费用，不要说享受医保的工人，就是公费医疗的普通公务员也不能报销，必须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因此，废除官员医疗特权应该是医改的一个重点。
二是，治理过度医疗不能顾此失彼。提起过度医疗，我们就知道滥用抗生素，医生大处方，现在看来，“过度医疗”包括两方面，不仅有个“过度用药”问题，还有个“过度检查”问题，医院授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结果，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药品收入占比也就下降了，按下葫芦冒起瓢。因此，对“过度医疗”的监管不能顾此失彼，此消彼长。
三是，医院管理是医改永恒的主题。现在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体制，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应当看到，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不能用体制问题掩盖其他问题。医院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就以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为例，这是不能把责任推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之上的，而是暴露了医院管理混乱和医生道德沦丧的大问题。
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
年少轻狂者打伤他人，父母到医院探视致歉，“八成是仗势欺人给对方施加压力”；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不查孔繁森、一查王宝森”，“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 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请问：这样的情势下，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
<测评要素>：综合分析能力
<参考答案>：
（1）驱散“腐败猜想”，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2）有人担心，媒体曝光的贪官，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消解社会信心？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证明，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只会令群众失望。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事实是，在公众、媒体、纪检监察部门的合力作为之下，一些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主流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郑筱萸、赖昌星等大案要案，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的决心。 （3）人们对腐败的印象，大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人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二是新闻媒体“重构情境”传递的信息。媒体分寸把握得好，有利于达成反腐共识、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反腐信心。相反，如果过分渲染阴暗面，甚至炒作“日记”、“情人”等腐败细节，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公众的焦虑情绪，激发更多“腐败猜想”，让人产生“越反越腐”“无力回天”的错觉。这提醒我们，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不能为了吸引眼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娱乐新闻；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更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 （4）在这一点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制定的“法律打击、预防控制、教育绝缘”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可资借鉴。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以客观理性充分的报道揭露腐败激浊扬清；另一方面，媒体一定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传播的社会效果，拿捏好报道的分寸。只有这样，才能消减和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凝聚起“与腐败斗争到底”的共识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