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八大已将城镇化确定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由于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中国城镇化成为举世关注的热词。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五花八门的“新城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加速蔓延，燎原之势迅猛得让人忧虑。
时值隆冬，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哈气成冰。湖北人王保国驾驶的挖掘机却在延安市清凉山上跑得正欢。王保国和他的几个老乡2012年的夏天来到“红都”延安，在这里削山造地已经半年有余。
整个延安的黄土高坡上，活跃着2000多台重型机器，这些机器将挖掉33座荒山。通过削山、填沟等手段，两倍于现在城区的建设用地将陆续被整理出来，用于延安新城建设。此举已被公众戏称为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2.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小城镇，大战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严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基本上是这20年中的主要思路。
市场规律发生了作用，“小城镇，大战略”最终被迫放弃的原因，在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失败。被设计为小城镇发展推动力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解体和凋敝。
各种资源要素源源流向了在地理位置和政策上更具有优势的沿海地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形成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落。大城市的工业化与人口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且在一些政策上被正式确定下来。
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沿海城市工业化，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1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不过，这种“大工业，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也在面临着种种瓶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需市场疲软，出口型企业遭受重创。更为深远的变化还包括国内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过盛时代已远去。
工人离乡离土的大生产模式，也造成农村空巢化和留守儿童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让发展的中国经济付出了较大代价，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历史性转折。
3.今年回家过年，深感城镇化的浪潮已经开始在家乡涌动，仍在农村生活的舅舅、伯伯、表哥们被城镇化席卷，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征地拆迁。
舅舅家在离河北省会石家庄约15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随着石家庄市的
工业发展，村子所在的镇成为了投资热土，村子的所有农田都已被征用，舅舅一家在2011年底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
舅舅和舅妈都没什么文化，两个儿子在石家庄工作，并不过问村中事务，土地征收完全听从村委会的决定。舅妈说，她不知道什么赔偿标准，她只知道村里的干部夜里挨家挨户找村民签字，她就跟着签了字，然后把收到的钱按人头分给了两个儿子，至于地价、补偿金、资产评估、福利待遇和养老保障什么的，她到现在都一无所知。
表哥（舅舅的儿子）说，全家4亩多农田，所有补偿加在一起合到每亩7万多元。虽然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但补偿是否合理，村里没人追问，“如果只有咱们管，其他户不问，有什么用呢？”表哥笑着说。
4.在成都已大范围开展的“国土整治(包括农地整治和村庄整治)的经验中，我们看到推进农村国土整治所需要的庞大资本，基本上不可能来自农村和农民的自我积累，而只能来自于城市化推高了的土地收益。通过农村国土整治所增加的农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又经由“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进一步推动土地资源的集 约利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级差土地收益。唯有城乡统筹才可能形成城市资本与农村闲散土地资源的良性互动，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更集约利用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并为更公平地分配级差土地收益提供经济基础。
成都的实践提醒大家注意我国有比土地流转更根本、更基础的工作有待完成，即对农村各类土地和房产资源普遍的确权、登记和颁证。
5.如果说10年前学界还在为中国要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而争论不休的话，那么，在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下，在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展中小城镇已经成为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救命稻草了。
据媒体报道，湖北已经开始通过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以支持中小城镇发展；而杭州将沿着钱塘江打造10座新城，总面积达441平方公里，预计居住人口将超过400万人。
这只是中国城镇化热潮的一个缩影，更多更快上马的城镇规划将在各地展开。如果政府只是在制度改革上提供配套，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改造支持，让农民遵循市场自发秩序原则，通过自身选择，顺其自然地逐渐达到进城目的，那么，这或许会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6. 记者：城镇化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辜胜阻：城镇化是中国下一个10年的最大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十八大精神确立的“城镇化新政”，不仅标志着我国改革的新起点、传递着平等的新理念，更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红利。有专家预测，未来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
记者：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辜胜阻：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半城镇化”问题。这一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对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来说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新城镇化的重大标志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从户籍制度的不平等走向社会公平。
记者：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有哪些特点？
辜胜阻：当前推进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有三大特点：一是面大量广有长期性。现在有近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基本解决农民工中存量和增量的市民化至少要用10年时间。二是高成本。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三是难点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坚实基础是要有就业机会。要营造良好创业环境，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
7.城镇化的核心是要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说到底，是政府愿不愿意花钱的问题，因为一个村民要进城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要扩展，福利覆盖范围要变大，而这需要政府的大笔投入。
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官方公布的中国城市化率51%的数字中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市化。
在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上，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一大问题。
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正在制定中，但这个条例的出台前提是先要对上位法《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这已经被提上日程。
张晓山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开会讨论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问题，基本意见是提高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但“这不是根本性的治本之策。”
8.对全国来说，未来10年城镇化，也就意味着将有1亿多人口变为城镇人，从新农保转移到城镇社保制度里，毫无疑问会对城镇养老保险支付形成了巨大的财务上的威胁和风险，因为两个制度的水平存在很大的落差。
风险很难化解，但如果解决这个矛盾，对于新吸纳的1亿多农民来说，就相当于在城镇养老保险大制度里形成了二元结构，新吸纳的农民毫无疑问会成为二等公民。
什么叫二等公民？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那些失地农民获得了一次性补偿，但没有同等的社保和均等的公共服务，游离于制度边缘，今天看来，就是二等公民。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社保制度转换的代价和风险。
我个人认为，目前农村和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是我们未来10年城镇化改革中面临的重大挑战。
记者：如何化解这种差异性所带来的代价和风险？
郑秉文：要改革，城乡实行一个制度，彻底并轨。但这又带来另外一个深层的思考，导致我们对城乡之间缩小社保差距充满困惑，或者认为并不可能。
我举事业单位改革的例子来说明：1993~1996年，2000万事业单位人员参与了缴费，但是没有根据新的缴费公式计发他们的养老金待遇，还是按照改革之前财政拨款的方式和政策来计发的，是个半拉子改革；2008年初，国务院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就是10号文），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及分类改革，至今正好五个年头了，依然没什么太大进展。
在外部条件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事业单位并轨了20年都没有任何进展；新农保与城镇制度的差距那么大，要是没有外部的财政因素，也必定遇到很大阻力。所以，要并轨，一定要有强大的外部推力，这就是财政的介入，这是城镇化的成本。
9.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镇集中，并因此促进村镇发展为小城镇，小城镇向小城市转化，大中城市的规模日趋扩大。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向城市的速度加快，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发展速度相对减慢。第三阶段人口继续向城市集中，但速度变慢，主要以流向中小城镇为主。同时，大城市人口也向小城镇迁移，由此推动小城镇快速发展。
10.城镇化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变迁、城镇合理布局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国外城镇化发展来看，有两大较为突出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
“一是贫民窟现象，例如拉美地区，贫民窟现象较为严重，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很大。二是城市过分集中带来的城市病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表示，城镇化过程中这两大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农奴制解除之后，失地的农奴直接进入城市，没有土地后，城市的社会政策跟不上，就形成了贫民窟。社会政策和土地制度紧密相关。另外，对于城镇化集中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人口过度集中等城市病问题，只能在某些方面能够较好解决，很多问题难以避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
11.为了进一步***用地困局，真正找到承载城市发展、推动农村变革、有效保护耕地三者之间的平衡点，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提出要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定居规模相挂钩的试点工作。
“人地挂钩”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人口协调发展，着重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相关专家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人地挂钩”就是要解决好“地随人走”的问题，即农村人口迁移到哪里，这些人口所占用的建设用地面积就转移到哪里；从哪里迁出的人口，哪里就相应减少这些人所占用的建设用地面积，促进城乡土地要素流动。
在“人地挂钩”制度设计中，随着人口转移，土地的功能也随之转移，城镇依据进城人口数量、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相应增加用地规模，土地供应后方可认定“地随人来”；农民进城后，相应减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转移到城镇使用，才可认定“地随人走”。
12.有学者测算，在当今中国，每年吸收1000多万农民进城，城市化率每年就可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大约1500亿元的消费需求。还有学者测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如果按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000万计算，即可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元。
我国的城镇化率刚过50%，低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60%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80%的城市化率差距更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差距就是潜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的30个百分点，恰恰为中国创造了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与消费的市场空间。这无疑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能，将成为支撑中国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刚性元素；而横向比较，则构成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特有的发展平台。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能不能抓住并用好这个机遇推进持续发展。但是，还有更大的命题隐含其中：究竟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换句话说，我们推进城镇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一个目标正确清晰的城镇化，会是健康良好的城镇化，肯定构成拉动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而一个目标失准含混的城镇化，会是病态缠身的城镇化，那必然成为中国发展的烦恼，并发症、后遗症足以缠住“中国梦”的实现脚步。
13.“如今面临困境的美国中小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公共交通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完全依赖私家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随着油价不断上涨，居民却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交通工具；再有，土地过度开发和使用，而相关的法律、政策却没有到位；另外，银行放贷缺乏限制，基本上谁申请都能得到房屋贷款，连首付都不用；第四，急于赢利的开发商不断到处扩张、建房，认为市场前景无限，却导致了供过于求；最后，普通民众选择这些地区的时候，认为小城镇生活成本低，但经济危机造成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和油价攀升，都让大家乱了阵脚。”
1.阅读材料请归纳，我国城镇化特点有哪些？
2.城镇化不可一蹴而就，未来可能面对很多问题，请就某一方面的问题深入分析，试论证如何化解这一矛盾。
3.城镇化推行以来遇到的问题不少，假如你是某市A区政府工作人员，领导安排拟一份A区“推进城镇化计划书”，请写一份关于区域发展的计划书。比不拘泥与格式，文字限制在500字以内。
4.根据文章所给材料，围绕话题“城镇化”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字数900字以上。条理清楚，观点明确，对策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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