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边城凤凰”所在的沱江镇，年味伴随着大街小巷的红灯笼，渐渐浓了起来。而在沱江边上，苗家艺人扎染的靛蓝色的棉布引人注目，打开一看，湘西的山川人物，凤凰的风花雪月，皆神形兼备地呈现出来。而满街熙熙攘攘的游客，在告别这座美丽小城的时候，也几乎都会买上一件扎染的衣裳或几块方巾，留下几许思念。
虽然寒意袭人，但年逾古稀的苗家阿婆、凤凰县扎染艺人张桂英，还是在一针一线地进行扎染创作。老人手中的银针飞舞着，正在创作她的拿手作品“老鼠娶亲”。画面上四只老鼠抬着一顶轿子，轿子上坐着老鼠“新娘”。五只老鼠的神态、姿势各异，或表情狡黠，或憨态可掬，或懒洋洋，或娇滴滴，令人忍俊不禁。
扎染是中国古老的民间染色方法。扎染布和蜡染布一样，是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苗族姑娘的头巾，小伙子的衣裳，苗家的地毯、床巾、被面等，很多都是由扎染布制成。
除了传承传统的工艺、色彩及造型，扎染如今也开始加入时尚元素。“扎染服饰从去年秋冬开始走红，最先是扎染的牛仔裤，斑驳陆离的效果很符合潮人的口味，一时大受热捧。”张桂英的徒弟告诉记者。
2. 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与以前手艺产品只由个人和小作坊生产、市场主要在本乡本土不同，现在许多手艺产品已搭上了市场化的快车，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大量进入城市市场，甚至走出国门行销世界。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是潍坊风筝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明初开始风筝扎制并发展至今。据潍坊市风筝办公室副主任李伟介绍，目前潍坊风筝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成，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
投产14年的潍坊天成风筝厂年产值近700万元，吸纳当地110人就业。总经理王永训告诉记者，传统风筝以“天女散花”“麻姑献寿”“天官赐福”等为主题，市场日窄。为此，企业除制作高端传统风筝开拓礼品市场外，还开发了“教学风筝”，即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这种风筝在城市学校和***市场上受到欢迎，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
3.“以前村民农闲时节就闲在家里，没有事做，我发现爱唱爱跳的人比较多，就召集大家组建起歌舞团，农忙时大家就忙农活，农闲时就排练节目，接到订单就外出演出，现在团里有20个人，每个月外出演出10多场，演员每参加一场演出有100块钱的净收入。”近日，说起村里组建的歌舞团给村民带来的实惠，师宗县龙庆乡阳雀歌舞团团长顾永明这样告诉记者。在师宗县，像阳雀歌舞团一样组织当地农民从事“演艺”事业的农村文化户有160多支，带动当地3000余农村劳动力就业，每年可实现产值3000多万元。
歌舞团团长以创业带动就业。师宗县龙庆乡故乡情艺术团团长李林峰便是其一，平时就喜欢唱歌的李林峰1992年高考落榜后，只好在家乡与其他也喜欢表演的年轻人一起排排戏曲，唱唱山歌自娱自乐，直到2000年，“一个昆明的老板喊我上去帮他表演”。2009年1月，眼看着家乡的“农村文化户”越做越大、越来越受欢迎，已经有点积蓄的李林峰动起了自己组织文艺表演队的心思，同年2月23日，故乡情文艺演出团成立。“故乡情”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一支专业的文艺表演队伍，“大本营”坐落在师宗县龙庆乡落红甸村，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设有排练厅、演艺厅、餐厅、篮球场，还有专业的灯光音响设施和可以随人走的流动舞台。李林峰回乡创业带动就业，现在团里有32名专职演员，大部分都是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
该县加大扶持力度，激发农村文化产业的活力，提高农村文化产业带动就业能力。该县先后出台了办法和文件，对农村文化户进行扶持：每年年底对收入达10万元以上或社会效益较好的农村文化户进行表彰奖励；每年选取15户新组建的优秀农村文化户给予每户一次性4000元的补助；每两年组织一次大型农村文化户汇演，对参演节目组织评选后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每年在节庆期间由县上统一举行以农村文化户为主的文艺演出活动，按不低于市场演出价的标准给予补助。同时投入资金近亿元兴建、修葺体育场馆、农村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等文化基础设施，为农村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利用每年的农闲时间，针对农村文艺骨干举办一至二期培训，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授课；组织农村文化户进行经验交流，制作、颁发“师宗县农村文化户（联合体）证明书”。
4.“当代农民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与文化危机都是空前的，进城打工大多不是出于设计人生、自我实现的理性选择，而是基于生存需要，其精神家园仍然与乡土社区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文化维度的发展绝对不可偏废。”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有专家认为，农民对宗族这一血缘组织形式的认同，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宗族文化所具有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民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的深刻需求的文化品性。这也是从事农村文化工作所思考的出发点，也是具体工作的切入点，只有找准了这个切入点，农村文化工作才会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才能在保持宗族文化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必然会做出成效。悠久的宗族文化是不可多得的民族遗产，决不能够在新农村建设中随便抛弃，而应该代代相传，不断地发扬光大。
5.当城市人正在为泛滥的“信息爆炸”而苦恼、盲从的时候，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却依然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精神生活十分匮乏。
在好政策让农民的口袋渐渐鼓起来了的今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农民迫切的需求。贵州省政协委员田黔垣在１５日召开的贵州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漠视农民的“精神需求”。
近几年农村人口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融合，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也在发生改变。如今，大多数农村家庭能用上电视，对电影、文工团的演出需求大大降低；同时，由于家庭与家族、宗族的关系日益松散，导致一些集体性强的文化活动正在消失。
6.在一次随意的聊天中，浙江传媒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告诉记者，“真奇怪。今年春节我外婆村里演戏，居然没有人看。演戏的是余姚艺术剧院呢，正规剧团，可看戏的人真少啊。这几年我每年回家，发现那里看戏的人一年比一年少，真是奇怪。”这位教师外婆所在的村，是余姚汪巷村。
尽管看戏的人少，但这并不说明村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减弱了。问题在于，当戏曲文化的盟主地位退去以后，有什么可以取代戏曲文化的？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农村戏曲演出热闹背后的东西。经济条件么？这一回，汪巷村的戏是免费的；是麻将文化太猛烈了？那么，试问，不打麻将，村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在当代农村，各种原本属于城镇的文化形态通过电视等媒体迅速进入人们的视线，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一个和谐社会对于共享人文空间的需求依旧存在。
人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共享的人文空间？那就要说到“凝聚力”。戏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作为群体文化消费而存在于农村的。群体文化不仅指它的群体观看方式，也包括了“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做一件共同关注或信仰的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对爱恨美丑形成共识性的审美和道德判断。有学者认为，人类没有共享的人文空间，有可能成为一盘散沙，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形成。
7.由于受地域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层农民看书难、读报难、看电影难、欣赏文艺演出更难，因而，农民自办文化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的重要形式。
据国家文化部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6800余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他们常年活跃于田间地头，演出形式丰富多样，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如湖南省衡阳市杂技团，从一个家庭、一根扁担、两只挑箱发展到现在拥有演职员98人，固定资产近2000万元的专业团体。他们常年深入基层，每年在外演出达10个月以上，年演出达300余场。“他们正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方负责人如此评价民间院团的意义。
在山西农村还活跃着一种文化大院，以特有的方式满足农民自演自赏、自娱自乐、自我发展的精神追求，深受欢迎。正如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成葆德所说：“像这样群众欢迎的大院，一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这些年来我们感到农民自办文化的热情很高、潜力很大，把这种热情和潜力调动发挥出来，将成为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河南南阳市新野县的农民符光录，18年来单枪匹马，坚持不懈地在南阳13个县区宣传法律知识。他根据农村的真实事件，自编自演适合农民口味的节目，向农民宣传宪法、刑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条例、殡葬管理办法和各种富民政策等。他的节目像刚刚从大田里挖出来，土得掉渣儿，却鲜活得如水洼里的泥鳅。“一人普法说唱团”成为深受当地农民喜爱的文艺形式，因看了他的演出，村民们主动解决的家庭矛盾不胜枚举。符光录本人也成了当地农民信赖的法律专家，仅他出面调解成功的民事纠纷就有80多起。当地的领导说，符光录和他的“一人普法说唱团”在提高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建设文明乡风方面，功不可没。
8. 文化产业化在当今已成为发展文化的潮流，但是冯骥才所做的与文化产业化相去甚远。在他的眼里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而文化产业化是对文化的无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他一直在思考：“中国人富了怎么生活？”“中国富了怎么办？”“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等等，这些与文化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常常让他陷入沉思。但让他感到十分欣喜的是，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有一个论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9. 云南省率先在村一级设立“文化干事”.“文化干事”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开展“文化乐民”的群众文化活动；负责抓好“文化育民”的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工作；帮助指导“文化富民”的乡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推介。通过从大学生村官和农村有知识且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农民中聘用了一批“文化干事”,农村文化工作真正做到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
针对一些农村文化室服务单一、功能萎缩、人气不旺的现状，云南省创新形式，整合资源，不仅把村文化中心、文化室建设与党支部、民兵之家、妇女之家、老年协会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与“创优争先”活动也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文化设施充分发挥了作用，***了文化站、室“不活”的难题。
农村文化建设重点在村，实践在村，创造在村，最生动、最鲜活的经验也来自村。地处滇池半岛上的昆明市官渡区福保村倾力打造“文化福保”,突破人多地少的发展瓶颈。目前，该村拥有福保文化城和福保渔港等十多家文化旅游企业，成功承办了两届“中国村官论坛”和“中国福保乡村文化艺术节”等。
“云南经验”的可喜之处在于，把农村文化建设和服务“三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乐民”促进和谐新农村建设；通过“文化育民”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通过“文化富民”促进农业发展。设立文化惠农专项资金，健全村级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通过思路创新、载体创新、组织创新，在一个村里，就有了“网络培训学校”、“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设立了文化干事、聘请了大学生村官和文化辅导员，这样就把农村文化工作经常化地组织起来，使大家不仅能够致富，而且使村容村貌和人的精神面貌都焕发出来了。初步实现了村级文化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10.重庆市工商局近日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助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新政策大力扶持农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如果申请设立企业，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型、都市村庄型、景区依托型、农场庄园型、特色技艺展示型等农村文化旅游事业，若经营范围不涉及前置许可，可依当事人申请直接登记。新政策支持农民兴办演出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支持城市文化机构到农村拓展服务，引导有条件的农村文化旅游企业开展品牌化、连锁化经营。对农民利用庭院、湖泊、塘堰、果园、林地等自然条件，从事农家乐旅游服务的，可以农民的居住地点作为住所办理工商登记。允许农家乐登记为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种组织形式。
11.从1958 年起，在美国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国会和各州议会频频颁布立法，成立了一系列专业性机构，加强了对旅游业的投入，因而从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美国的旅游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1958 年美国国会成立了户外游乐资源评估委员会，1964 年建立了国家荒野保护体系，1968年通过了《国家荒野和风景河流法》 。随着美国旅游业及其管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国会又加强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1973 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旅游法》 ，成为此后美国政府推动乡村旅游的法律依据。1981 年国会决定成立美国全国旅游管理局，1992 年批准成立了国家乡村旅游基金会 。在20 世纪80－90 年代，美国政府把发展乡村旅游看作是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并将其作为重点开发目标之一。国会多次责令联邦商业部旅游局就农业地区的旅游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此外，商业部还在1992 年和1993 年在密苏里州和南达科他州举行“全国农村旅游业发展会议”，对全国农村旅游业骨干人员进行培训，联邦“农村旅游发展基金”向各个地区贷款额度多达5 亿多美元。20 世纪末，美国国会促成了由联邦旅行与旅游管理局和明尼苏达大学旅游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乡村旅游发展培训指南》，为乡村地区和小城镇提供旅游规划指导和建议。以上措施为美国西部农村旅游业发展和乡村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契机。相对于仅具指导性作用的联邦立法而言，各州的政策更具实际意义。各州和地方都把发展旅游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分别通过税收等政策刺激乡村旅游业发展。
1.阅读所给材料，请概括我国乡村文化产业的特点。数字200字以内。
2.阅读材料9请分析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对我国的影响。字数在300字以内。
3.根据所给材料，假如你是A县文化局公务员，结合自身经验，拟一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宣传稿。字数400字以内。不必拘泥于格式，条理清楚。
4.阅读完材料请围绕“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字数1000字以内。结构完整，语言流畅，重点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