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1.生产成本上升
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一个综合性结果，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导致人口红利逐步消减。随着老龄化步伐加快，“未富先老”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我国老龄化率的上升，必然会抬高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大增加。在自然环境成本方面，随着国家日益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整治力度，企业治污成本、安全成本大幅增加，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资金压力骤增。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因政府的各种制度工具所带来的成本，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是企业在遵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时所需付出的成本，例如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还暗藏着“灰色地带”，正成为当前企业的最大困扰。
2.产能过剩严重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产能过剩。除钢铁行业外，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食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严重产能过剩，深刻影响了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竞争方式：在国内市场上，产能严重过剩导致大量同质、低附加值产品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导致大量企业亏损，经营困难；在国外市场上，过剩产能竞争更加激烈，而恶性价格竞争带来大量反倾销投诉，我国已连续20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过剩产能治理关乎我国制造业发展命运、关乎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关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持续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3.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增加生产成本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降低就会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意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产业中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的投资结构也相应失衡，导致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突出地表现为加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而基础部门投资增长相对落后。同时，由于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造成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4.杠杆率较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我国总体债务规模仍处于可控状态，但国家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仍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上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有的甚至资不抵债，存在着债务的局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