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的压力可以缓解吗？当然可以，但问题显然不是单方面就可以轻易解决的，还需要我们从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首先，从社会层面讲，目前的社会大环境当中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是隐含在各种压力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一一来看。
一、转型未完成：员工权利保护和福利保障不健全
我国正处在大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基本国情的制约，使我国在社会保障建设中面临诸多难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保障体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到企业层面，尽管企业层面的保障受到重视，但员工的一些基本权利仍然面临威胁。就员工体检问题来讲，虽然员工体检在企业中已经比较普遍，但“体检多，管理少；告知多，干预少；知晓多，改变少”，这种重“检”轻“管”的员工健康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的成效。①
结合文章开头的案例，据相关报道，“张斌去世当天，上午10点多家人才得到公司通知，说人已经被送到殡仪馆。亲人们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直到傍晚才在殡仪馆见到一具冷冰冰的尸体，老母亲只看一眼就晕倒在地。”其妻闫女士称，“自张斌去世之日起到现在，公司高层迟迟不露面，没有对年近七旬的老人、半岁的孩子、悲痛的爱人进行安慰、照顾。申报社保还要家属推一步动一下，到现在资料还没准备齐全，把事情推给一个律师，律师也从不积极主动与家属沟通。”②虽然这只是事后公司的表现，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公司在权益保障上存在问题。此外，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公司为张斌提供了及时全面的体检安排，或许在检查中会发现长期熬夜的身体出现的一些病症，或许会起到警示作用，或许事情又是另外一种结果·.·.·
另一个关乎企业员工休息与健康的问题是带薪休假的问题。带薪休假是员工进行休息、休闲、学习充电的最好时机，员工可以在适时的假期调整状态，从而很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形成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这项制度的实施还存在许多困难。有学者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外企和政府机关的带薪休假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可行性较好，其次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实施情况最不容乐观的是民营企业。有相当大部分的组织对员工要求休假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员工休假会给组织带来很大的损失，带薪休假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形同虚设。①
缺乏真正全面有效的健康体检，也无法享受带薪休假，城市白领反而还要在激烈的企业竞争文化浸染下频繁加班，这样的企业大环境无疑为城市白领的健康问题增添了一剂催化剂。
二、家与房：只有买房才能安身立命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辈子辛苦赚来的钱应该用来买（盖）房子和田地，这样才能把钱牢牢守住，此买房子在人的一生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似乎习惯把“家”和“房”等同起来，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有归属，才有心灵的寄托。这两点作为中国人买房的观念基础，在“中国式买房”中无形地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有些白领从很早就背上房贷，从此人生中最青春美好的年华就要作为“房奴”度过，有些白领则仍在租房，但也时刻在为能在大城市买房做准备。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丈母娘”婚姻现今已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当中，“感情好不好，房子说了算”“无房不嫁”等流行语也生动体现了买房在丈母娘选择女婿的核心标准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大城市中男性白领买房的压力可能更重。
三、计划生育：空巢老人谁照顾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提到，父母的健康和养老是城市白领的主要压力来源之一，而这一问题的形成也有着深刻的背景根源。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已成为必然趋势。而在我国独特的未富先老的现实和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已经正在弱化的家庭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负担，以“4-2-1家庭”为典型，也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在抚养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四个老人。尽管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依旧延续传承，但在大城市打拼的白领恰恰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和陪伴老人。因此，家庭养老这一老年赡养的支柱逐渐在弱化，而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养老制度还不健全，社会养老体制还没有完善建立，空巢老人的问题日渐突出。
最近二胎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开放，但首先人们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是一个问题，其次人口变化存在周期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数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空巢老人谁来照顾?城市白领何时能常回家看看?这一问题成为城市白领的心头之痛。
四、婚姻挤压：剩男剩女问题大
对于城市单身白领，婚姻问题是主要的压力来源。而所谓婚姻挤压，是指在婚姻市场上，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现行的择偶标准找到配偶的现象，比如现在的“男光棍”或者“大龄剩女”。根据男女数量上的差异，如果婚姻市场中男性供给大于需求时，就会出现男性过剩和女性短缺，即为男性婚姻挤压；反之，当婚姻市场中男性供给小于需求时，就会出现女性相对过剩和男性短缺，也就是女性婚姻挤压。简单地说，要结婚的男青年多于女青年，就是男性婚姻挤压，反之则是女性婚姻挤压。从现实来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的差距越来越大，一直呈现男性婚姻压的局面。除了我国历来存在的男孩性别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婚姻梯度是造成男性婚姻挤压的一大主因，这种“男高女低”的非平行的婚配模式，导致婚姻市场上出现人为的“选择性”性别比失调。
自人类婚姻出现开始，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存在“男高于女”或者“女高于男”的现象。但随着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化发展，“男高于女”的差异逐渐成为婚姻选择中的主流并被广泛认可。这种“男高于女”的择偶现象，被社会学家巴纳德称为“婚姻梯度”。一般表现为：年龄上男大女小，学历上男高女低，职业上、经济条件上男优于女，等等。在中国“男高女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什么是婚姻梯度呢？简单来讲，我们将婚姻梯度由高到低分为A、B、C、D共4个等级，在男女择偶时，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配D女，最后D男和A女则沦为剩男剩女。所以众多条件差的男青年和条件好的女青年，在择偶方面存在困难。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男性来说，当地的婚龄女性可以通过迁移到其他地方的形式实现择偶梯度来解决婚姻挤压的问题，而他们则被剩下，对于那些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女性来说，可以匹配的更优秀的男性相对稀缺，导致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出现被挤压的境况。而在城市未婚白领中，大龄女白领是占多数，她们是高学历、高职位和高收入的典型代表。因此，虽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公平化的发展，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且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但高学历意味着年龄更大，随之而来的是高学历女性的择偶问题更加凸显。这有待于择偶观念、性别偏好及生育政策的改变，促进婚姻市场更加健康的发展。
因此，虽然这些城市白领，尤其是女白领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高学历、高姿态背后的择偶难题，究竟该怎么办呢？现在能做的恐怕只有“剩女”们从自身入手，改变心态、拓展交际圈、适当改变自己的要求，但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五、子女教育：向上流动的筹码
子女教育历来就被中国父母重视，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比拼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选最好的学校，上最好的辅导班和兴趣班，只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才有可能在激烈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迈入重点大学，从而为今后出人头地创造最大的可能性。
从某种层面上讲，对子女教育的看重在本质上反映了在转型社会中，教育是唯一相对有效的向上流动通道，只有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职业以及更高的社会声望。市场当中精英的职位是一定的，因此需求是一定的，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使高学历的人才供给越来越多，因此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的作用也因此受到限制。
作为拥有相对较高文化资本的城市白领来说，为了使子女保持或超越自己的优势，实现更高的社会流动，对子女教育会投入更大的成本，而在这一投入过程中子女的户口、择校、兴趣等种种复杂问题是城市白领必须考虑的现实 因素。
通过对上述5个社会问题的简单分析，我们会发现激烈的竞争、紧张的工作生活氛围、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结婚成本等固然都是造成城市精神压力，从而诱发亚健康甚至过劳死的重要原因，但都是外在因素，而从个人层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