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管理好下属，就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道理。制定制度并不难，关键是在于执行，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杨元庆迟到了也要罚站，因为这是公司的制度，任何人都没有例外。管理者决不能因为手中有权就轻视自己制定的制度，或利用权力更改制度或者超越制度。
据说，挪威首相邦德维克曾专门从德国宝马公司订购了一辆高级防弹轿车。始料未及的是，轿车到手后，首相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国内公路管理部门不允许上路，理由是“轿车比规定的标准超重40公斤，公路路面承受不了。”不得已，首相只好让有关部门把车进行改装，减掉40公斤后才被允许上路。看这样的新闻容易引起联想：这样的事情若是换个地方，别说是堂堂首相的车超了区区40公斤，就是一个小小的县长乡长，兴致一来，说不定也可以开一辆重型坦克上路呢。这让我们对挪威首相肃然超敬，他是挪威最有权势的人，却没有要特权而破坏制度。
在工商时报上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大都把重要的制度刻在石碑上，以警醒世人。宋太祖就曾在大殿上立有这样的石碑；此殿不得以南人为相。明太祖则在宫门立有铁碑，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按理说，有开国皇帝立下的石碑制度，后来的继位者只有严格遵循的份儿，这样的制度应当是能靠得住的。可实际情况却全非如此，就宋朝的情况看，南人为相不止一位，政声较好的也不都是北人。或许可以说宋太祖这个制度本身就有极大的缺陷，为后来的掌权者所废是情理中事；但明太祖的“后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则是对皇家政治得失的总结，这项制度应该说是抓住了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项制度如能得到切实贯彻，明朝当不会那样黑暗。明朝灭亡的原因固然可以列出很多，但宦官干政则是明朝灭亡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中国历代均有宦官乱政的事例，只有明朝最为酷烈。明朝不仅出了许多著名的宦官，而且还出了“阉圣”魏忠贤。那时各地巡抚纷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有的还建在西湖、虎丘、五台山等风景名胜区。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木无数。这种无聊的举动不仅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大臣们煞有介事地在魏忠贤的生祠将其称为“尧天帝德，至圣至神”，可以说对魏忠贤的赞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一位毒鞭天下的恶阉，出行相随达万人，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可怜明太祖立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制度如同一张白纸。
皇帝从来都是一言鼎说一不二的。可立石刻碑的制度也靠不住，这表明制度只是制度，制定制度靠权，无权者绝没资格定制度，而制度的作废也是权，只要权力能够超越制度，制度必然疲软并最终成为废纸。明成祖在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的过程中因有宦官立了功，所以明成祖就敢废了明太祖的制度重用宦官。在企业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的今天，管理者一定要明白一项好的制度能不能靠得住，关键要看管理者是否身体力行，是否用手中的权力去保护制度而不是超越制度。如果权力大于制度，那么，再多的制度也不过是制度，要想用这样的制度管理好下属绝对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