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 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 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 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据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2月14日报道，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热烈讨论贫富差距之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昨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这种局面仍不改变，将会导致社会投资能力差，居民消费能力低以及社会再生产能力被削弱，影响技术进步等严重后果。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2003年达到0.34，比2002年提高0.018，“十五”末期有可能会超过0.35。“这意味着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或者将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杨宜勇表示。
事实上，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目前则已经超过0.45。“改革开放已经搞了26年，我们应该考虑让广大的老百姓更加普遍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杨宜勇认为，“十一五”期间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2．2006年4月22日有人在人民网上载文称，每年一度的高考正以倒计时速向高三学生冲来，而重庆涪陵却有541名学生自愿放弃高考而选择打工或辍学，这些学生家庭大多贫困。认为此事反映了贫富不均一一中国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富裕阶层的出现，中国的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当城市享受优良的道路交通、教育信息、医疗卫生时，农村却在为上学难、行路难、就医难、吃水难而发愁；当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成为世界第一时，还有2610万贫困人口挣扎在饥饿线上。
3．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
4．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于普通市民尚显陌生的话，那么行业差距则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
“十五”期间，中国的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九五”期间平均增长率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金融和保险业、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也分别较“九五”期间提高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以上。在杨宜勇看来，虽然此间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尤为明显的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则呈持续扩大趋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以2004年前3季度为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同比增长11.8%，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中的出租房屋收入增幅竟高达54.5%。
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快，财产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杨宜勇在起草“十一五”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对策报告时，提出了予以调控的建议。
5．零点的调查是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大中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等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进行的。根据调查数据，袁岳将城乡贫困人群的现状概括为“教育费、医疗费，支出没底；缺技术、缺机会，脱贫无路”。学费，致贫的毒药：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医疗费，猛于虎。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不平等规则造就的穷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主要是社会扭曲催生的，而非自然的社会分化，不是由于个人才智、能力的差别，说白了就是，眼下在我国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存在着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规则和过程的不平等，财富分配的不公等，由此带来的收入不平等
大城市小城市的天壤之别。作为京津冀经济中心，北京对天津和河北形成的更多的，是“空吸”现象，即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这些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6．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向记者表示，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季铸说。
2005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强调了普及、发展、提高“三大任务”，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表示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
专家表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努力的方向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尤其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减负会有明显的推动。正在着手建立的城市和农村的合作医疗网络，也能够让农民在小病阶段得到诊断医治，避免发展成大病时加重支出负担。“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了，但是政策执行起来需要时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如何分担，资金如何使用到位、如何监控等等，都是需要各级政府应事先考虑到的。”
7．据2005年8月19日《经济参考报》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出一套针对我国国情的“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试图以此来取代过去一直借用的基尼系数，以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实际状况。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值。“黄灯”表示收入分配关系进入警戒状态；“红灯”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完全处在不合理的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预警系统首次测算出，2003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进入值得警惕的“黄灯”区。专家提醒，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到2010年后将进入“红灯”范围。苏海南介绍，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72.7，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2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
4.39。专家据此提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更明确地说是农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行业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80年的行业收入差距评分为80.2，到2003年已经为72.0分，行业劳动收入差距同样已接近“黄灯”。苏海南说：“农、林等一些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与能源等垄断性行业和金融保险等高收入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倍左右，而国际上通常以2倍为正常数值。”地区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以2005年6月统计数据为例，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
预警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得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在国际上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这与运用基尼系数排序结果基本相似。专家同时也提醒，测算是以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200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但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苏海南认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来解决。
8．我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政府加强调控后，为什么收入差距仍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里除了人们经常讲到的体制不健全、行业垄断、历史问题、地域差异、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管理疏漏造成的非法收入等一些因素外，儿目前来看还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政策调整的“延迟效应”；二是收入提速和起点过低的反差；三是体制改革的相对缓慢和滞后。
9．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23个省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33.9万个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让工人对工资状况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基于占越来越大比重的农民外出务工，农民现金收入主要依靠务工所得的现实状况，有专家提出，应当坚决执行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政策。进一步清理不利于、不便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规定，逐步消除农民工因身份不同而遭受的工资歧视，抨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机会，提高农村低收入者收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调节还是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专家认为，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加以限制，而只能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合法性，甚至可以选择遗产税和赠予所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另外，鼓励高收入者投资办企业、行慈善，也能部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10．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1；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1.86：1；但之后基本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2001年为2.90：1，2002年为3.11：1，2003年继续扩大到3.33：1，2004年已是4：1；而2005年则略有下降，为3.22：1。然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下降趋势并未持续。2006年第一季度，农民人均收入又开始回落。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首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0.8%，且增幅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094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5%，增幅同比回落0.4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也预测，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2005年增长5%左右，低于2005年6.2%的增幅。在城市仍保持较高增幅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
1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透露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细行业分组，2000年人均劳动收入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为21342元，最低的是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为4535元，两者相差3.71倍；2004年最高的是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6.52倍。此外在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12．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9月颁布实行的，将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虽然是25年来对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三次修订，但被视为是对个税进行的第一次实质性改革。此次税法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对此，张曙光认为，“这次个税改革，举行听证是一大进步，起征点提高也不错，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起征点的高低，而在于各种各样的扣除如何安排。我们讨论了起征点，讨论了是全国统一起征点还是分地区有所差别，而把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扔在一边。”
张曙光认为，无论起征点是多少，都是针对个人的，没有计算家庭人口，没有考虑赡养系数，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这就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说穿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设计不是为了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而是为了政府，一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二是为了政府征收方便。”张曙光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虽然为第四大税种，但去年只占全部税收的6.7%，提高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没有。
另据报道，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透露，把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的话，个人所得税大概将减收280多亿。
13．“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阶段乃是矛盾凸显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说道：“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而屡屡出现的贫富之争，富人为富不仁，穷人“疾富如仇”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一道亟需解决的难题。有关专家认为，当今中国要想平稳地渡过这个难关，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体来说，就是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让广大的老百姓更加普遍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负有最为重要的责任，即必须通过立法及政府行为、通过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等来完成。
14．据2005年9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不应该有仇富心理。”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说，任何人都要依法纳税，如果认为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他不支持。林毅夫认为，正如许多人所说，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我赚了钱都被征走了，补给了穷人，那我也当穷人等着分富人的钱就好了。”林毅夫说，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如此，谁还愿意去赚钱呢？”林毅夫说，纳税是每个人的义务，只要收入超过一定的减除额，穷人该纳税，富人也要纳税。
在谈及“十一五”规划时，林毅夫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中到“穷人致富”上。林毅夫对此的看法和他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一脉相承。舒尔茨的观点曾因为被温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如何让穷人变富？林毅夫认为，国家必须让他们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而“穷人所能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这就需要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同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6．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作为涉及13亿国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中央专门就此召开政治局会议，以政治议程高度呼应社会议题，被社会舆论普遍评价为“直面现实、坚持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多位专家指出，中央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正是因为这一领域存在着突出问题，尤其是现阶段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精神下，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对不同的收入群体采取不同的调节办法，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17．新华网2006年10月11日报道，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收入分配是关系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黄苇町说，“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财力日益雄厚，为我们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创造了条件。”黄苇町建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做到三管齐下：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调整二次分配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三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18．有专家指出，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开始即为打破不公平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而开展，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效率优先”。劳动力素质差异、资本占有差异、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差异等市场化因素很快产生出初次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说这部分差距尚是“合理”的，那么，因国有隐性福利、行业垄断等产生的初次分配差距，与社保、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失衡产生出的再分配差距，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正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平均主义须打破，只顾短期效率更堪忧。于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表述连续出现在近几年的党中央和政府重要文件中。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之，还明确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19．针对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有人认为是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造成的。但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弊端提出来的。那时，由于过分强调公平，结果出现了“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导致效率十分低下。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分配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大战略相联系的。现在，这一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尚处于完善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还不能忽视效率，人为地“抹平”差距。
20．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中国现已处于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的易产生社会矛盾的阶段，借鉴他国经验，在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差距不会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就比较稳定，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反之，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
收入分配问题已牵动着几乎所有层级的中国人的神经。今年年初，“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公布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整头；“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贫富悬殊”居榜首。
21．据新华社2006年10月8日消息，驻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会进一步关注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未来，并很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方针和精神。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可能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贫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22∶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采取措施缓解这一差距，将会影响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将加快建立一个虽然水平低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将包括：在农村先建立一些初级形式的保障，比如，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推进社区建设，对城市贫困家庭的教育、基本医疗以及水、电、气、公共交通价格调整给予适当补贴等。
22．身为中国著名的人权专家和法理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一直为价值重构和制度完善鼓与呼；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他对中国的民主法治事业有着独特的思考。他指出，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时期，社会问题最多也最复杂。社会可能要发生较大变化，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整体转型”；政治学家判断，社会对“良治”要求更高；经济学家感觉，“社会的以产业结构为首的整个经济结构都要有所调整”；法学家认为，治国方式将从权力之治转向规则之治。中国在持续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一时期。
徐显明在2006年8月9日的人民网上撰文指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经济的二元性所产生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结构二元性，正被制度性地安排为人的社会主体身份的二元性；而主体身份的二元性又被区别为权利享有的二元性。其结果是，人们获得权利和利益的根据不是能力的贡献，而是身份。“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制度设计的二元性问题，主体的二元性与权利的二元性，是中国目前和谐社会构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消解和改善这种结构，就无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由社会不公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分配不公是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不劳而获及少劳多获，是社会痛恨的分配不公；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同劳不同获，是使人感到无奈的社会不公。其他的社会不公，如起点不公、机会不公、对待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等，影响了社会不同群体对制度正义的信心。
三、申论要求
1．有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请用不超过300字的篇幅阐述你的观点。要求：观点准确，分析精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20分）
2．请用不少于400字的篇幅，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提出我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建议。要求：具体可行，条理清楚，语言流畅。（30分）
3．就“材料14”撰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证充分，联系实际，条理清楚，语言顺畅。（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