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本土践行的法治，是对中国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加以治理处理的实践活动。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外部环境条件、本土文化条件等构成了对中国法治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一，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摆脱落后的农耕文明状态、向先进的商工文明状态转型的文明体。中国的近现代发展的历史条件因素、中国的地理环境条件因素、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区域梯次发展因素等，共同决定了中国的不平衡发展状态：一部分地区在生产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基础建设等方面已经完成了向先进的商工文明的转型，另外一部分地区基本上仍处于农耕文明生产、生活状态。这种不平衡发展决定了这些不同地区的群体的利益要求、价值追求差别非常大，在许多领域难以达成共识。第二，中国作为文明转型滞后、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在后发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于技术、资金、经营理念、管理方式、战略构思、规则制订等方面处于严重落后状态，从而在上述领域面临着处于优势的世界发达国家以及表面上超越国界的跨国公司、贸易组织的竞争压力。为应对这种竞争压力，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之路，而是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对初生的民族经济、国内市场加以保护，对经济发展加以规划、引导。第三，中国近代以来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险，以至于将大量的时间、主要的精力用于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化的转型和建设中。由此决定，作为现代国家法治化治理所要求的法治文化严重缺失，大多数人不具备现代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这些特点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必然会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法治的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的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已经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有赖于人为地建设、推进才能形成的国家治理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转型滞后、有着崇尚人治的浓厚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若非人为地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而是依赖社会自发地演变进入法治状态，那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不允许我们等待法治国家慢慢地自发形成，而是要在理性主导下人为地大力推进。在中国，有能力较快地推进法治国家形成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特点使其适宜于担当这样的领导角色。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就以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文明国家为目标，以坚持正义原则和全心全意地谋求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组织结构、严密的组织纪律，并不断清除腐败、追求自身队伍的纯洁，从而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事业驱动能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干部率先垂范尊法、执法、守法，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尊法、守法，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制度依托的法治任何国家的法治都要依托一定形式的政治制度。当代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表明，同样实行法治，各国的政体却大不相同。美国是在坚持“三权分立”的政体原则下通过实行总统制政体践行法治。英国却一直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践行法治。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议会共和制政体，法国、俄罗斯实行半总统制政体，瑞士创立委员会制政体，各自同样推进法治。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当代世界一些主要大国的政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制度依托。在这一制度中，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国家和地方性权力机构并不仅仅是立法机构，而且是享有立法权、重大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的地位至上的权力机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一组织构建形式从理论上讲，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们制订法律、表达自己的意志；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们选举产生国家其他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国家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并交政府或其他职能机构执行；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监督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确保其各自依法履行职责。这种政体形式可以使人民意志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使人民意志得到比较充分的贯彻、执行。而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表现，表达、贯彻、执行人民的意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赋予政府巨大责任和权力的同时，对政府权力加以必要约束、限制的法治
世界各国法治形成的过程都是以对政府权力严加约束、限制为开端的。从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之实施开始，就开启了民选代表立法、国王代表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此后，美国1787年宪法、法国1791年宪法都非常突出地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这一时期－从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人们普遍认为君主尤其是专制君主行使权力倾向于任性，而君主任性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对君主权力必须加以限制。限制君主权力的具体措施包括：（1）剥夺其传统的立法权，将立法权交给民选的代表们行使；（2）剥夺其干预司法的权力，确保司法独立；（3）以宪法或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君主领导的政府的权力事项，禁止政府越权行政；（4）要求君主及其领导的行政系统在行使法定权力、具体处理政务时也必须严格地依据民选代表们的立法行政。即使在19世纪中期许多国家仿效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至于君主实际上并不行使行政权力的情况下，人们对君主的防范措施仍然被延续用来对付政府，哪怕这一政府首脑是民选产生的。在权力事项方面一般只授予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的权力。通常人们把政府视为给人民看家护院的“守夜人”，不允许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事务。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以工人和雇主的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以至于各国政府再也不能对这些矛盾视若无睹、袖手旁观了。从19世纪后期开始，德国、英国政府承担起引导国会立法、有限干预经济社会事务、平抑社会矛盾的任务，美国、法国政府也随后跟进。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先行完成工业化的地区各国，纷纷出现政府权力扩张现象。这种权力扩张是伴随着政府职责权限的扩大而展开的。这些政府的职责包括规定最低工资，监督雇主改善劳动条件和工厂卫生条件，发展失业救济、伤残和养老保险事业，开展义务教育，提供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等，再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的特殊利益，通过税收、汇率、利息、经济政策等调节市场，发展政府所有权的公益性企业、事业组织，等等。但无论政府权力如何扩张都是有限的，而且必须有法律依据。而法律制订的权力总是牢牢地握在民选的代表们组成的议会手中。即使政府的权力扩张至包括获得委任立法权和细节立法权，其前提是不得违背宪法和议会立法。
与上述先行完成法治化转型的各国政府权力演进由严格受限到保持限制前提下的有限扩张的路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起步是从政府拥有巨大而广泛的权力开始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根基－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是在否定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开始重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府拥有的权力是巨大而广泛的。政府统揽一切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对整个经济活动各个环节从生产、交换到分配、消费作统一的计划、规定，对各个经济领域、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生产单位作统一的资金、物质、人力的调配。与之相应的，教育、文化、科研、医疗卫生、民生救济等部门的运行也被纳入政府的统一计划安排。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政府的计划一旦被人大通过就成为法律。而政府执行经济计划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发布政令、命令，要求下级严格执行。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出现权力受到约束、限制的政府。
当中国尝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按照历史上法治建设的应有逻辑应当是从约束、限制政府权力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