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家公务员考录工作推出了三项改革创新举措，包括探索从村（社区）干部、优秀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录用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将从2010年度的70%提高到85%以上等等。你对八成新招公务员“从基层来”怎么看？
拓宽基层公务员向上流动的通道，有利于培养国家机关工作所需要的经验型、实干型人才；与此同时，公开公平的遴选机制，有助于基层公务员在平等竞争中向上流动；除此之外，更加畅通的向上流动渠道，将为那些实践经验丰富的基层公务员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从而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此举将有利于实现人才分流，设置“基层经验”这样一道门槛，不仅是拓宽基层公务员出路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实现人才分流的政策导向，有利于鼓励和吸引应届毕业生积极面向基层就业。
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成为许多新公务员的就业路线，缺乏实践经验、工作能力不强、服务意识较差等弊端随之凸显。
在现实工作中，困难和问题往往发生在基层，解决困难和问题的方法、经验往往产生于基层，各项惠民政策最终也要落实体现在基层。相比不接地气的“三门干部”，从优秀基层公务员中选拔人才无疑更加便利，也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
对于热衷于公务员考试的大学生来说。不过，当公务员本来就不是就业的唯一选择，学业有长者完全可以另谋高就，有志于公共服务者也不妨先从基层做起。
春节前夕，福建福州、泉州，浙江宁波、温州等地，采用包机形式集中送一批外地农民工返乡。上述每个城市组织的包机可能就是一架两架，包机所运送的农民工也都是从当地数万、数十万农民工群体中，层层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不过，经过新闻媒体的放大效应，少数农民工的返乡机票，已经变得异常醒目。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当新闻媒体的聚光灯照亮这些机票时，我们感到温暖。因为在这一票难求、万人思归的季节，机票的价值远远高于其票面价格，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爱。
但是，当机票被照亮时，机票背面的“农民工”标签也一样被照亮。尽管农民工标签不如机票标签那样醒目，但它却固执地反映出另外一些含意，引人深思。原本已是高级技术工人，只有贴上“农民工”的标签才可获得这可贵的机票；还有一个孩子靠牵着“农民工”爹妈的双手才能乘包机回家……从社会关爱上说，给农民工包机并送机票值得弘扬；但从社会政策进步方面来看，给农民工包机并送票这件事，只能说明农民工还不是当地的普通市民，因为他们没有像当地市民一样，留在城里过年；他们这次离城要工会主席欢送，回乡要当地市委书记迎接，礼节性和炒作性的成分让普普通通的人都有点觉得不大自然……一句话，他们还不是市民，他们还是外地来的农民工！
东部沿海城市的政府和工会组织包机并赠送农民工机票的做法，值得作为一条新闻去传播；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每年专题研究出台一两项推动农民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政策，那就更值得期许。更多的农民工没有机会，其实也不指望坐飞机回家，他们只希望在城市安顿下来，享受城市人普惠的、平常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农民工，特别是二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不大愿意再被视作农民工，他们只希望像其他城市的就业者、城市子弟一样，去求职和生活。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辩证法在于，我们送去了机票，但也给一群人送去了一张身份的“标签”。所以，希望2012年春节来临的时候，各地城市不要再学习包机送机票的做法。平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会给这些城市的建设者更多的温暖和公平。
据新华网报道，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内容又引起了舆论关注。草案在“老年人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强调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表示，如果老人就这一点诉诸法律，法院自此以后就应该立案受理。媒体形象地称之为“常回家看看”要入法律。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 然而，现实中，一些子女对老人赡养依然停留在物质层面，忽视老人的精神需求，较少探视老人或很少与老人沟通，这些都容易使老人的晚年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此而言，老人对精神赡养的需求，无疑揭示出赡养方式的新变化。因此，政府以立法方式唤醒精神赡养，倡导家庭成员在养老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应有相当的社会示范效应。
不过，作为法律规范，“常回家看看”的规定能不能起到实际效果，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毫无疑问，任何法律都是高度理性化、形式化的，必须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效果。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法律要求人们经常看望或问候老人，那么，多长的时间、多快的频率算得上“经常”？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如何处理人们之间千差万别的感受？法院对此类纠纷作出判决后，赡养人不履行义务时，又该如何执行？即便是强制执行，对于解决纠纷有没有实际意义？是不是存在执法成本过高的问题？显然，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有关精神赡养的条款恐怕就会因为失去可操作性而被束之高阁。
从根本上说，精神赡养涉及到人们的伦理道德，能不能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更多要靠子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法律强行规定人们必须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令人乐观。所以，解决精神赡养问题，仅仅立法还不够，还必须唤醒全社会的道德意识，甚至还要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比如，从观念方面来说，必须要让子女们认识到精神赡养的重要性——养老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有精神的需求；从社会方面来看，有关部门可以在居家养老的基础上，逐步让社会照料进家门，让养老机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上门为老年人服务。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与2009年相比，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由10.8%上升到28.9%，占到近三成。原来人们印象中的“好学生”，找工作也变得愈发艰难。请问：名校毕业生“蚁族”增多说明了什么？
重点院校“蚁族”的增加，可以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在整个大学生群体中，就业观念转变更快的是高职院校、三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学生，相对而言，一本院校，尤其是“985”高校、“211”院校毕业生，由于学历和本身实力因素，有不少还做着城市梦，想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于是他们接替逃离“北上广”的普通院校、高职高专学生，成为了“蚁族”。这就出现了“211”院校学生在大城市做“蚁族”，普通院校学生流向大城市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如果这种“人才流向”，能够让大城市的更多行业由于得到优秀人才提高发展水平；让中小城市增强城市竞争力，倒是好事。但问题是，他们真能人尽其才吗？
根本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让形势逼迫大学生调整就业观念，不是长久之计——这更可能导致人才浪费和教育浪费——只有整体发展我国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有效的岗位需求，才能让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使每个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得到相应的教育回报，同时提升整个社会各行业、各职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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