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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政府作为公共舆论的引导主体，一般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引导。但是，新闻媒体在舆论引导中还仅仅是起一个中介作用。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身教重于言传”。也就是说，政府能否真正引导舆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媒体，而是政府的执政业绩、行政行为和政府形象。另外，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重要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出台等也是政府舆论引导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本节拟从宏观的角度对政府公共论引导方式和实现途径进行分析。
（一）主流意识形态对公共舆论的引导
前文已经分析过，公共舆论与意识形态同属于社会意识。其中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传播而在整个社会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公共舆论具有很强的启迪规制、引导的效果因此巩固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舆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作用，是指国家通过提供思想意识资源，扩大人们认知和观念共识的思想意识基础，在公众中形成有利的“意见气候”，引导舆论朝向预期的方向。
1.主流意识形态对公共舆论的规制
舆论作为人们直接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意识环境的“母体”中孕育产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舆论的意识环境。
李普曼在谈到公众舆论产生的背景时提出了“成见”理论意思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意见和态度受到头脑中已有的认知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他还认为“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我论证的是处于我们法典中心的成见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看到哪些事实和将用什么眼光看待他们。从善意的角度看，那就是为什么一个报刊的新闻政策总是倾向于支持它的社会政策；为什么一个资本主义者看到的是一部分事实，并且不加夸张地看到人性的某些部分；与他对立的社会主义者看到的则是另一部分事实和另一面的人性，由于它们之间真正差异是观念的差异各自都把对方看做是不合理的或违反常情的。这种差异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的成见和社会主义形式的成见之间的差异施加了影响造成的从李普曼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个团体持有某些舆论见解，必然受到国家或民族的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法律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支配。意识形态作为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成为人们评判各种社会现象的尺度和标准。舆论作为集合意见，在形成过程中，还会自觉寻求某些思想理论的指导，再加上意见领袖的某种理论观念的影响，于是，意识形态就会沉淀为舆论形成的“隐性”的基石。
主流意识形态对舆论的支配还可以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得到解释。按照这一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独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性的产物。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意见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就会陷入孤立状态，就有遭受社会制裁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制裁，人们只有在公开的言行中避免与其发生冲突。笔者认为诺依曼讲的优势意见，实际上就是主流意见，而这种主流意见在正常情况下一定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对舆论的支配是通过人们的心理发生作用，通过人们害怕受到制裁而实现的。在中外舆论史上，由于发表的言论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而被制裁的不在少数。
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理论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K.P.兰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对社会的信仰和观念融合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去的过程，是政治社会代代相传的政治文化的方式。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政治社会化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培养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价值、规范、知识和技术。其中价值包括爱国心信仰现存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意识形态、信仰政府人员的合法权威。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培养公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忠诚是一个重要内容。成功的政治社会化基础上产生的论在总体上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并趋于一致。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接受着意识形态的教化，从而形成与社会相一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信念。在这种教化中，意识形态覆盖了或消解了社会成员的真实利益和意愿，使人们难以发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从而沦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俘虏。”2.主流意识形态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功能
西方国家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导向功能。与其他舆论引导方式不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对舆论引导更具隐蔽性、更为有效、更具长远意义。
第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及类型。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又分为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19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长期以来，它作为新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或制约力量存在共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的一套治国理论和政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强调经济自由。即认为，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二是主张和谐竞争代替自由竞争。比如，罗斯福新政，就是运用政府的力量调节经济，打破垄断，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三是主张自由有界限原则。它们强调的是法制原则下的自由，追求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他们既要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又不能让自由牺牲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统治权力。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形成于二战之后，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政府的范围必须有限、权力必须分散。密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二是主张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理解自由。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是保守主义理论的核心新保守主义认为，平等就是机会的均等，就是对自由的要求，不排斥生产竞争。“公正的平等”就是保障人们在施展各自分明不平等的才能方面，有平等自由的一种平等。哈耶克认为，自由和平等实际是对立的，人越自由就越自由地显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或社会企图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三是主张适度民主。一方面，他们主张根据分权原则对政府的权力作出界定，保证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另一方面，针对民主过剩要压制人民群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亨廷顿提出了民主过剩的说法，认为“今天在美国有关统治的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民主过剩引起的。”要求对人民群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加以压制，以阻止大众民主运动的发展蔓延。
此外，当代西方意识形态还有民族主义、第三条道路等。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公共舆论的政治倾向。在美国，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主要不是以“显性”方式出现，主要是以“隐性”方式渗透到公民的精神生活之中，他们判断问题离不开这些价值观念的左右。美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内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对外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美国意识形态建设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一些方式进行的:
一是通过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竞争取代制度之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美国民众也经常把自己划归到其中。1984年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做过一次调查，美国民众中认为自己“非常自由”的占5％，“有些自由”的占12％，“温和的占48％，“有些保守”占24％，非常保守”占8％，“不知道”占3％。①从中看出美国民众在意识形态上不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区分，而是以同样具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功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来加以区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根据人们的政治态度来确定:①在公民权利和种族关系问题上，自由派赞成联邦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以消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增加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就业机会，并为他们提供补偿计划，严格实施民权法；②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上，自由派赞成政府致力于保障人人有工作，提高医疗和教育经费，提高富人纳税税率；③在有关公共的和政府行为问题上，自由派容忍抗议性示威，成把吸食大麻合法化，希望不把“无受害者的犯罪行为”当作“刑事犯罪”，在惩罚犯罪分子上强调保护被告的权利，认为解决犯罪的办法在于消除犯罪的原因，而不是严惩犯法者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界线极其模糊，没有根本区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当美人说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这样，统治者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竞争中悄悄地实现了他们维护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目的。
二是通过对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维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美国在国内是淡化意识形态之争，但在国际上则是强化意识形态之争。通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达到巩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苏东剧变”正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重要成果。美国前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加得勒在《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一文中，鼓吹要“与我们的对手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要在全世界“宣传美国的理想”，认为“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他们推行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内容有:①极力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论是老布什、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都极力促进“民主”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老布什曾说到:“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的机遇，努力为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和使用武力。”②推行新干涉主义。在西方国家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具有“普世性”，西方“有责任”维护和捍卫这种价值观，甚至不惜运用武力把它推向全世界。同时，大谈“人权高于主权”等谬论为他们对外干涉寻找借口③实施“人权外交”。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人权”大棒，对其他国家进行干。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认为人权外交是对“共产党国家”进行“不战而胜战略”的“一手好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选择”。9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粗暴干涉。每年都要出台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