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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病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不得体现象,即言语不适合说写者和听读者及其相互关系,不适切于言语环境,言语病是违背言语规律的结果。
无语言病的句子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构成言语病。如“把生产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这句话本身无语言病,但如果刷到火葬场的围墙上就构成了言语病,这是因为言语没有适切语境。又如:“你长得很苗条”是文从句顺的恭维话,用于年轻女性就很中听,如果对怀孕的女士说,对方会感到不愉快。
有语言病的句子在一定语境中可以是合理的。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人们都不愿意在言语交际中出现讨厌的病句。但在文艺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情感,作者往往在人物言语中有意地运用一些病句或不太规范的句子。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独具匠心地运用“飞白”手法。秦牧在《艺海拾贝》一书中说得好:“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这种“不合逻辑”的句子是作家将它作为某种艺术手段着意运用的,它完全服务于文学作品的需要。
言语障碍是否形成,主要依据于言语规律。1920年郭沫若在《笔立山展望》一诗中写道:“一枝枝烟筒都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20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诗中歌颂20世纪大工业生产的景象,以表现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斥之为歌颂环境污染,更不能视之为言语病,要考虑特定的时代背景,分析言语障碍不能无视时代背景因素;“奶奶,我要吃糖糖,我的肚肚饿了。”这样的言语由幼儿说出来,谁也不会见笑。如果出自一位老太太之口,那就不合适了。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说写者的主观因素;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的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齐天太圣”在汉语中无此称说,有人说是“齐天大圣”之误,应予更正。其实这是不了解鲁迅的言语目的,鲁迅用“齐天太圣”指比“齐天大圣”更有本领的人,极言其能。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言语目的;乘客在公共汽车上买票,说“南京路三张”是得体的。如果说成“我买三张从十六铺码头到南京路的票”,这种表述反而是不得体的。在法庭上审判员说,“把被告的同事带上来”是不得体的,应该说,“传被告的证人到庭”。因此,言语障碍的判定不能离开场合;又如:
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同时一定要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知道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却不去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不能只去否定应该否定的,而忘记了去肯定应该肯定的。更不要去肯定应该否定的,而否定应该肯定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六届人大精神鼓舞下,在省教委的领导下,在农业局的具体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具体协助下,在我校党政的领导下,我校的教学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从这两段话语本身看,都有“假大空”的毛病,但它们出现的语境不同,其语料性质会有所变化,前一段话语是伊方《听同义反复万无一失的演说》中的一段,它作为艺术语体,是讽刺与幽默性质的语料,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后一段话语是一所省属农校工作总结的导语,它出现在现实语境中,语料的性质具有消极性。因此,衡量言语障碍应该充分考虑语境因素。
要避免言语障碍,必须遵守言语规律。当然,还得考虑与语言相联系的规律。比如,言语要符合语流的顺畅。《王贵与李香香》中“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遭殃”,这里的“遭殃”在原句中是“糟糕”,因“糟糕”不押韵而改成“遭殃”。又如,清代文人胡正藻在《坚磨生诗抄》中写有“一把辛酸论浊清”,受到乾隆的训斥:“加‘浊’字于国字上,是何肺腑?”因“浊”在“清”前,被理解为影射清朝。因此,言语障碍与语言材料的选择有关。言语病是对语言规范的负偏离,而言语创新是对言语规范的正偏离,言语障碍的判定应该研究语言规范和偏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