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要消除土地腐败三角，出路在于加快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进程，使公共资源按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着市场供求原则确定价格及其配置。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公共资源，都需要通过这一途径进行配置，在这方面，市场决定没有例外。至于一些公益性的项目，既然为公益性，其补偿就应当通过市场化配置后财政补助等方式予以体现，而不能在配置的初始阶段就人为确定公益性。比如，一块土地市场估价为1000万元，无论公益性还是营利性，都需要支付1000万。但如果是公益性，则财政可以通过定向补助一定比例(比如50%，甚至100%)予以体现。现行的做法，一旦被定为公益性，则价格就脱离了市场决定的范围。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极易沦为“名为公益性实为营利性”，也极易为各种腐败打开特洛伊的后门。
材料二：
“大多数来深圳的人，几乎都有一段城中村经历。”深圳金威啤酒集团品牌经理佐强告诉记者。十多年来他初来深圳，同样也是先落脚城中村。尽管早已有了自己的住房，但多年来他对于城中村仍然念念不忘。他认为，刚来深圳的打工者之所以租住城中村固然是由于房租便宜，但城中村丰富的生态文化和便利的生活条件，也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气息，这也得到众多打工者的认可。
根据福田区的统计，下沙村的常住人口达8万人左右，其中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是深圳规模较大的城中村之一。而根据深圳市相关部门的调研报告统计，目前深圳共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城中村241个，其中关内有91个，关外有150个；而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城中村和旧村共有2000余个，总土地面积43.9平方公里。城中村以庞大的体量，承载了众多外来打工者尤其是劳动工人、服务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为深圳这座城市的运转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材料三：
对城中村这个“老大难”问题，广州的政策曾经摇摆过，开始是不让开发商参与改造，在“亚运城市”建设中由猎德村开启了城中村全面改造进程，但至今成功经验并不多。计有政府全面介入的“猎德模式”，开发商承接政府职能的“琶洲模式”、“杨箕村模式”、“冼村模式”，还有循序渐进、通过部分改造示范继而推进全面改造的“林和模式”。但就目前而言，原统计口径中的138条城中村里也就这些村启动了全面改造，其中，杨箕村几经磨难才完成拆迁，冼村还在拆迁的阵痛中。
材料四：
城市更新的类别主要分为两种：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主要按人为力作用，依照某一阶层甚至个人的意愿和理想模式来设计和建设城镇的方法。通常按上位要求，以一种既定的模式或准则载入到待更新的区域，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框架。这种方法运用到旧城更新和改造中通常表现为政府或团体机构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宏观发展规划，有计划地拆除原有建筑并建设形象性的新建筑，或有目的地完整保留历史建筑并清除建筑内原有功能和使用人群，以历史文化保护的名义来促进街区经济的复苏。这种方法既可以顺利实现微观制度创新的宏观化，又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成本和风险，但对于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当地居民的需求常常是被动的。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则强调了一种“自发的力”或“非主观的力”，是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自然生长的原则下，由区域内每个个体的需求及愿景沉积而来。其特点是以功能合理、自给自足、适应经济和地域条件为准绳，形态的发展呈现自由性和连续性，人与特定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较协调，城市景观不规则而又稳定长时间的逐渐变化，是一种典型的“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