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月29日，中心扶贫开拓任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心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尺度，这一尺度比2009年的1196元提高了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将被归入扶贫规模。你怎么看？
1、经济社会快速生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还有一部分人被远远甩在后面，贫富差异就像社会的一道伤疤。给予穷汉兜底式保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权利，扶贫济困不只体现政府和社会的良知，而且关乎社会的公允正义与调和。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尺度（贫困线）一向在提高，不过，2009年1196元的贫困线，仍低于结合国千年生长方针肯定的日均花费低于1美圆即属“绝对贫困”这一尺度，这个贫困线确切太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上世纪80年月中期至今，虽然扶贫尺度添加了5倍多，但增速远低于同期GDP总量、财政收入、居民收入添加速度和物价下跌速度。 此次将扶贫尺度从1196元一下子提高至2300元，提高幅度抵达92%，几近翻了一倍。2300元意味着，各级政府此后的扶贫资金收入将大大添加，政府需求节俭更多资金用于扶贫济困；2300元还意味着，我国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将大幅添加，同时“被脱贫”人口将大幅增添，更多弱势人群将能享遭到政府扶贫的阳光雨露。
3、扶贫尺度的凹凸，不只联系到扶贫力度的巨细，而且联系到体面成绩。有些人认为，扶贫尺度提高以致贫困人口增加，会让不体味内幕的人误觉得中国贫困人口越扶越多，影响政府的形象。不提高扶贫尺度，理想的贫困人口依然贫困，靠较低的扶贫尺度“增添”贫困人口数目无异于掩耳盗铃，贫困线太低才是没体面的事，与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不相配；反之，提高贫困线以致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增加，这不是没体面的任务，恰恰申明我们有看重理想成绩的勇气，有处理贫困人口成绩的决心和坚定信念，彰显了政府实事求是的立场和人性主义关心，表白中国正在尽力扶植一个公允正义的调和社会……这么多的意义加在一路，岂非不是很有体面吗？
4、在中国GDP总量雄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的背景下，提高贫困尺度，加大扶贫力度，让更多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不只是应当做的，而且是有才干做的任务。
2.河南省中牟县一批优秀新型合同工人披戴红花在县政府参加表彰大会。当日，河南省中牟县举行“有技能、守规矩、受欢迎、作贡献”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送水哥”李老发等539名新型合同工人受到隆重表彰。这是中牟县首次用“新型合同工人”替代“农民工”这一称呼。你怎么看“农民工”改名？
1、近几年，提出为农民工群体“改名”的舆论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而有些地方早已付诸实践。比如从2007年4月16日起，东莞上千万外来工有了一个响亮的新称谓“新莞人”，广州市也建议以“新广州人”取代农民工称谓。“新莞人”也好，“新型合同工”也罢，其实都不过是一种群体概念，与“农民工”的叫法并无本质的区别。
从概念上说，随着城市的扩容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这一特定的、带有时代特征的群体称谓会渐渐消失，这是长远趋势。正如之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言，“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了”。但众所周知的是：农民工并不仅是“概念”上的存在，他们是现实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生存地位和发展机会，并不会因为称谓的改变、衣着观念的时尚而改变多少。
2、按照积累的社会效应，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后代处在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参与社会化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狭窄、能力相对较弱。即便抛下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他们在城市中仍然是机会相对狭窄的底层人群，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3、必须承认，当前，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保障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正在努力从户籍制度、观念和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给予农民工及其后代一个更加公平的“市民待遇”。就目前而言，农民工及其后代这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与市民平等共享城市繁荣成果的美好愿景，恐怕暂时尚难以实现。
4、所以，眼下更需要做的是，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逐渐缩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而公平的闸门打开，受益的将不仅是农民工群体。所以，其实先不必急着替农民工“改名”，农民工群体叫什么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打破附着在“名字”上的标签化的权利弱势困境，让更多的弱势群体融入城市发展和共享中来。
3.因土地问题村民与政府发生矛盾，广东陆丰东海街道乌坎寸有三四千人围攻陆丰市政府大楼和派出所，不久获得政府答复。可问题没有得到实质解决，乌坎村民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广东其它一些村落也出现示威，乌坎村的村民在12月9日起每天在村内戏台前示威，且在游行时通过陆丰市政府大楼时与警方爆发冲突。现这一事件已在广东省委的主持下得以解决。乌坎事件影响极大，你认为乌坎事件折射出什么？
1.乌坎事件，是因集体土地在村民不知情情况下被贩卖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乌坎事件同时也折射出当前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丧失，民主意识不强，滥用职权，或者以权谋私、违法违纪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对涉及土地征用、工程发包、山地出租等重大事项决策搞“一言堂”、“家长制”，明目张胆地侵占集体利益，损害群众权益。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事关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事关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解决类似乌坎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迫切呼唤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也再次证明，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之弦时刻不能松。
2.乌坎事件的导火索，从根子上说，还是农民利益被侵犯。我们说重视民本，就得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群众的诉求渠道畅通了，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得到依法合理及时解决，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但具体做起来并不容易，它要求基层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3.乌坎事件也再次验证了：民主和监督是防治腐败的有力武器。乌坎发生的村官腐败，主要原因是民主与监督的缺失。换来的教训是，必须以充分保障村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为核心，扎实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和民主政治建设。
一是查漏补缺，让村务管理制度化。首先要在实践中找出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并加以完善，找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中一些过于笼统模糊的问题，出台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村级财务管理、集体资产管理、项目工程管理等针对性、程序性和操作性较强的村务管理制度。
二是公开透明，将村务监督经常化。村务公开不能“挂在墙上”，要把群众最关注、最需要的农村资讯公开，做到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但凡涉及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事项都应及时公开，使公开栏真正成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三是民主管理，使村务运作科学化。什么样的村务管理才叫民主？首先要搭建民主理事平台，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次要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民主评议、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确保农村基层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