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来建设现代化的新乡村。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说明在新时代乡村全面发展，对于解决城乡不平衡问题有了新思路。这条新思路是基于国家发展的新需要、乡村新定位而做出的顶层设计：它跳出了围绕城市发展农业农村的思路，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高度设计乡村的发展；从城乡一体化的视野来规划乡村的发展；从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角度来安排乡村的优先发展。因为乡村振兴关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关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解决。
认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既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体现，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突破口，只有乡村优先发展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才能实现“强起来”的“中国梦”。
首先，乡村发展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是农业（包括农林牧渔）是确保粮食、食品安全的基础。“粮安天下”，粮食是维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产品，一定要确保三大主粮（小麦、水稻、玉米）的供给，才能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必须装中国人的粮，进而将粮食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人地矛盾紧张、城镇化加速、国际粮食竞争激烈的条件下，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增长，增加粮食产量，确保粮食长久安全尤为重要。“食安天下”，随着我国进入小康时代，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业是食品生产的“第一车间”，是食品安全的源头，食品安全是以农业生产安全为基础的，因此，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对于确保食品安全也是至关重要。二是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村稳天下”，我国当前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53％，常住人口约占44％，农村承载着庞大的人口，既使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人口达到15亿人，仍会有5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再加上搬到农村生活的城市人口，乡村对于整个国家稳定举足轻重。
其次，乡村是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农村也是社会发展的短项。近年来，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消费增长快于城市消费增长，城乡差距由2003年的3.31:1，缩小到2016年的2.71:1。农村也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城乡产业的融合，加快了“农业＋电商＋物流＋金融＋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农产品加工业成为新常态下增长最快的非周期性产业。2016年，农产品初加工主营收入20万亿元，占GDP（80万亿元）的1/4，强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转型调整。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工业食品的消费约占饮食消费的90％，我国尚不足40％，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以绿色生态、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健体小镇、体验乡村等层出不穷红红火火。在三大黄金周期间，全国有70％的城市居民选择到乡村去旅游，每个黄金周形成约600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市场。
农村是劳动力的就业池。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加快，产业升级、去过剩产能、一般制造业外迁，以及人工智能的推广，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减少了城市就业岗位及非农产业就业需求，相对应的是，农村产业的发展，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城里年轻人下乡创业。目前，有迹象表明，随着人工智能的推广，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将挤出大量的劳动力。有专家预测，未来30年将有40％的职业消失。就业需求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尤其是使大量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控报告显示，我国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大约0.6亿人。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产业升级步伐加快，老一代农民工将最先被挤出，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失去就业岗位的危险。因此，发展农村产业，分流城市就业压力，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教育基地。中华文明是生态文明，几千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贯穿于农耕活动中，创造了众多“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系统，比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模式，云南元阳高山梯田等传承生态文明的鲜活案例。农村不仅是农民的聚集地，还是炎黄子孙的老家。每个中华儿女“上溯三代”都是农民，每个炎黄子孙都会“回归故里”、祭拜祖先、瞻仰祖宅、“认祖归宗”。农村是中华民族扎根沃土的“根”据地。中华文明是和谐文明，田园风光、乡风淳朴、邻里和睦、家庭和谐，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生活。
简言之，在新时期，农村不仅是食品基地、劳动力就业池、城市经济的依附者，而且拥有城市不可替代的经济、文化、保障等多种新功能，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