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合理确定中央政府的激励强度
前文已述，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会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行为和决策是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在此假设下，社会利益最大化不是地方政府决策的根本目标。从现实来看，传统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是“以经济增长论英雄”，具有明显的“GDP导向型”倾向，即政绩多少看产值，贡献大小看税利，至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如实际收入、就业水平、住房条件等情况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上级政府的青睐而在有限任期内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并且形成了“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体制”。为此，必须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矫正和克服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改变单纯以经济增长指标为导向的考核标准，取而代之以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质量、公众满意度、居民幸福感、人民是否得到实惠等作为衡量和考核标准，进而从根本上纠正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的出发点，减少和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
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重视物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视难以用硬性指标衡量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其根源还在于中央政府的激励制度。中央政府根据不同行政域的经济绩效来给予地方政府官员不同的待遇，由于后者知晓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即知晓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增长率会给自身带来何种待遇，因而会选择适当的努力程度使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应当精心设计激励制度，合理确定激励强度。当地方政府“权力”、“利益”均外扩时，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动力会充分膨胀，往往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此时中央政府应当缩小激励强度，防止经济出现过快过热增长，危及社会各种安全。反之，如果中央政府的激励强度不足，则在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官员考虑到本地区经济增长过快会对自身待遇产生不利影响，于是倾向于碌碌而为，内敛其“权力”和“利益”，并且缺乏足够动力发展当地经济，其所在行政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必然要小于没有中央政府激励时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