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打开国门，看看世界各国公务员的境况与待遇。
在欧美，公务员并非是年轻人喜欢的职业，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个：待遇差，油水少，法纪严。芬兰法律规定，公务员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礼品、宴请、旅游或荣誉头衔均视为受贿，处以罚款和4年监禁，且终生不得担任公职。德国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百姓高出一倍。加拿大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百姓高出0.4倍。在英国，公务员更是跌入20大厌恶职业榜。
但是在亚洲，公务员职业却是炙手可热。公务员在韩国被称作“神的职业”，因为公务员职业稳定还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退休制度。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和外务（外交）考试并称韩国三大热门考试。以2010年为例，韩国报考公务员（中央直属部门）的录取比例为1100:1。泰国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热度也不小。泰国的情况和中国差不多，虽然私人公司工资会略高，但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则明显要好，可以享受免费医保。
这些现象跟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有关。欧美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小政府、大社会，崇尚个人自由和民主。在亚洲国家，官场文化盛行，亚洲传统文化对权力的崇拜很深，这和传统上亚洲国家政府职能范围广、权力大有关系。普通老百姓认为，当公务员等于拥有特殊地位和特权。人们虽然憎恶腐败现象，痛恨官僚作风和以权谋私，但这种憎恶是带有羡慕、嫉妒的心理。2011年7月14日，“公务员热”曾让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担忧地说：“我们国家的青年特别想当官。这让我很不安。青年热衷于成为公务员，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手段－腐败。”
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一直在与时俱进，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对公务员制度改革，除了存在某些由制度传统、行政文化和价值偏好所决定的个性特点之外，更多的是展现出各国趋同的共性特征。譬如，公务员制度由人事管理转变为人力资源管理；公务员制度中开发和应用了人力资源管理新工具；公务员管理体制由单一、统一、集权转变为放权、弹性、多样；公务员管理中适度采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等。这些特征反映了当今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
在中国，公务员职业从前几年炙手可热的“铁饭碗”变成了现在“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这是公务员职业的重新回归，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公务员职业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合理定位，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对于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有非常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一是有助于打破人才结构性失衡，避免人才浪费。
前几年大量非常优秀的名校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甚至博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争着考公务员，然后从事着简单重复、毫无创造性的事务性工作。几年之后，专业渐渐荒废，职晋升也很慢，如果继续在体制内混日子，真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换个工作环境，寻找一条更加适合的人生之路，既能让个人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又能让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这种社会流动打破了之前人才配置的失衡，经过市场的选择，重新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更加合理有效的社会结构。
二是打开了体制内外人才流动渠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重新定位了公务员职业。
公务员社会保险的并轨，给想做事能做事的一部分人消除了社会流动的障碍。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新常态，建立公务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健康机制，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同时，社会对公务员职业的认识和评价也会更趋理性，对公务员的职业声望的评价也会更加客观更加细化。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重新定位了公务员职业，公务员职业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职级对应着不同的职业声望和经济社会地位，也能与体制外职业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对照。
三是打破了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传统思想。
当今世界，全球一体，瞬息万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以动应变。客观环境决定了“变”，主观因素造就了“动”。在调整中求生存，在流动中求发展。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公务员从神圣的高高在上的“官”，现在通过社会流动，到了企业公司，到了民间社会。这个社会现象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习惯。过去，当公务员是全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大家争相挤入干部队伍。这极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造成社会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干部中冗员过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纪律松弛、惰性懒散等现象司空见惯。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官民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价值观逐渐多元化和差异化，“官本位制”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官本位”思想和“官本位制”的打破将有利于精兵简政，提高社会效率，有助于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发展模式，促进社会流动和公平正义，实现个人梦和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