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在“增”与“减”两方面下功夫
农民负担过重，一直是党和国家多年来密切关注的问题。这几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民举措，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方针，在“增”与“减”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仅2006年的支农政策就体现出了“五个三”的鲜明特点。一是“三个高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
二是“三个终结”，在前两年免除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减免农业税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使农业“三税”划上历史句号。中央财政将新增转移支付120亿元。与税费改革之前相比，全国农民可减轻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三是“三个强化”，强化粮食直补力度，将主产区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其他地区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同时强化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
四是“三个加大”，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县和财政困难县的奖励补助力度；加大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力度，将农业职工土地承包费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费用全部减除，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加大农业综合支持和服务能力建设力度，增加农田水利、农业科技、扶贫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完善减灾防灾体系、动物防疫体系和农村流通体系，加强安全饮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三个加快”，加快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农民培训步伐，加快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回良玉：《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求是》2006年第5期）看来政策性的“多予”到位了，政策性的负担减了下来，农民大受其益。今后亦应在“增”与“减”两方面继续拓展和深化。
1.增加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人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民人均占有资源少，生产成本太高。我国目前人均耕地仅有1.4亩，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1/2，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太小，粮食和许多大宗农产品，不能实现规模生产，效益不高，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增加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只有农业发展了，农村繁荣了，农村的财富增加了，才会为农村的社会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这里重要的是着力提高农业效益，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在增加农业效益的同时，增加农民种养收入。当前，在农产品供应相对过剩、价格普遍放开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单纯提高产量来增加收人的空间已有限。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为中心，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发展养殖业，提高农产品转化率，发展加工业，实现农产品的增值。
要重点扶持、扩大、提高农业“龙头”企业，有条件的要逐步发展成大型企业集团。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切实做好签约项目跟踪落实工作，有条件的农业“龙头”企业应积极争取上市发行股票，多渠道、多形式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提高效益。
要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民相结合的利益机制，可以以经济合同形式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也可以通过“龙头”企业吸收农民入股，使企业与农户形成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要注重解决“龙头”企业与农民间权利与义务不相称、发展不稳定的问题。
要建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鼓励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行规模经营，解决农民分散经营难以建成大规模农产品生产基地问题。积极扶持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我国人多地少，不仅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而且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据统计，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农村经济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农村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已达1.75亿人，这已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
从长期来看，增加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增加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大力推动城镇化，减少农民，增加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需要有步骤地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在中小城市有合理、稳定收入的农民就地安家落户，享受住地的居民待遇。农民向城镇转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但是政府要加强引导，特别是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使农村的年轻一代掌握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基本技能，具有适应城市文明的基本素质，以便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应是多方面的。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报酬、企业报酬和外出务工报酬是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也是今后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