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思想在文章中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直接呈现，也可以间接含蓄地表达。像议论文、说明文以及应用文等写作往往就是一种直接的呈现，作者的思想意图在文章中直白显露，读者一览即知。而许多非实用性写作比如文学创作则多采用间接暗示的方式来表意。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思想主要不是观点形态的，而是情感意蕴形态的，因此大都通过形象、情节来含蓄传达。所以恩格斯说，文学作品的倾向“不应该由作者把它特别地点出来”，而应该“通过情节和场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且，文学创作中作者思想的表现往往是越含蓄越有艺术魅力。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者表意越含蓄，就越是能在作品中留下一些“空白点”，而这些“空白点”起着召唤读者来参悟和破解的作用，这就能够为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与想象的空间，调动读者阅读时精神参与的积极性，读解出许多作者自己也未曾考虑过的东西，从而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意蕴。
直接表意的方式与手法多种多样。作者可以利用文章的标题来表现，可以用主题句在文中表现，也可以用开门见山、卒章显志、铺垫与扬抑法等结构形式，还可以用对比、类比、引申等手法来表现。对比可以强化意思的表达，而类比则可以让人们借助已掌握的知识和道理去获得对未知事物的认识，可达到深入浅出的说理效果。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将人力车夫这件小事与“所谓国家大事”、“文治武功”两相对照，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神圣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拿赋敛之毒与毒蛇之毒、猛虎之猛来类比，从而得出了“苛政猛于虎”、“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深刻见解。人人都知道毒蛇和老虎的可怕，但未必都知道赋敛的可怕，一类比，赋敛之重也可逼死人的深刻主题就昭然若揭了。《邹忌讽齐王纳谏》拿个人生活中的事情（比美）与国家政事类比，以说明纳谏的重要性。苏轼的《石钟山记》从游览考察一座山的经历中引申出一个道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间接表意的方式与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诗歌多用比兴手法，借助意象、比喻等手段曲折表现诗人的意思。比如《诗经》中的《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就是一种隐喻的表意手法。奴隶们不堪奴隶主的剥削与压迫，决心逃亡，他们暗中联络，为了保密就用了隐喻的方式，把贪得无厌的奴隶主比喻为硕鼠。比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用“青天”、“宫阙”这些意象暗指皇帝与皇宫，隐晦地表达了贬谪中的苏轼向皇帝致意，请求将他调回京城的意思。有时候诗歌、散文往往用托物言志的手法来表意，如屈原的《橘颂》表面上是歌颂橘树择地而生的生物特性，实则是寄寓了作者对独立不迁、不因时俗环境而改变自己本性的君子人格的赞颂。小说创作也往往用隐喻、象征等手法来曲折表意。鲁迅的小说《药》就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小说中的华、夏两家正是华夏民族（中国）的隐喻，病人华小栓正是中国这个“病人”的隐喻，而治痨病的药方（人血馒头）则是治中国的病（救中国）的药方－“革命流血”的隐喻。鲁迅是借这篇隐喻性极强的小说含蓄地表达他的政见，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病入膏育，但救中国的药方不是流血的暴力，而是启民智、聚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