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陆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与农村经济改革。应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次伟大创造，它使我国农村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即：收益权和利用管理权）”的分离，又一次恢复了农民依靠土地获取收益的权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被重新激发出来，农业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民生产自主权过大而缺乏生产组织约束，不但造成生产上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而且单纯为提高产量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这在国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阶段确实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在经济高度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提高阶段，广大农民不但难以依靠产量增加收入，而且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土地板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强壮年劳动力开始脱离土地、离开农村，造成了土地撂荒和农村空心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有发生，农业现代化发展极为缓慢。从90年代开始，党和政府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大力扶持各种以发展科学种田、规范化生产为内容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但是，由于这些组织力量（人、财、物、管理、市场等）的薄弱及其同农民的合作方式过于松散，其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的作用较为有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新时期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的根本矛盾入手，陆续推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政策、措施，其目的：一方面，通过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以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促使农民从过去单纯依靠产量要效益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提高质量促增收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在确保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农村有限的土地从一部分生产能力较弱的农民手中向另一部分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民手中转移，既可以达到进一步优化社会分工的效果，也可以使农业大户依靠发展适度规模要效益的目的。应该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政策，既是突破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瓶颈、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与农村经济体系的政策基础，特别是“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这是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的又一次伟大创造。
当然，农业“供给侧”改革虽然为新时期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政策也为我国农业由传统小农分散生产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政策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自主权过高而不受约束的问题，那些生产能力较强的农业生产大户依然难以提高单独应对市场的能力，而且很难有效组织其按照市场化要求发展农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影响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推进。
因此，“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加以深化，其核心是：既要保持农村土地所有制不变，又能保持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同时又有利于构建农业现代化生产经营组织，有效规范农民的生产行为，带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生产，进而构建出一个能够满足市场有效供给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以保障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