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治理水平的温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个城市留给人们的印象，不能仅仅停留在拥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更应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温馨、舒适和便利。因此，城市治理不能缺少温度。城市治理彰显情感温度，需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既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城市治理内在动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彰显情感温度的城市治理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站在群众的立场看问题、想办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二、夯实家底提升经济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带动引领作用。近几年来，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长足发展，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谋划布局“十四五”，我省要突出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瞄准世界一流，加快打造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物联网、集成电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产业高地。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要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使实业家底更实，现代产业体系更具竞争力。
“根深之树不怯风折，泉深之水不会涸竭”。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坚决按照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要求，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数字经济为重要引擎，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省、质量强省建设，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三、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建立在工业化和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推动传统就业方式“去组织化”，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从发展趋势看，后疫情时代，全球将迎来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并将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和企业形态，重新定义就业方式。我们要顺势而为，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创造更多新就业形态增长点。
完善新就业形态的扶持政策。现有的就业扶持政策如稳岗返还、就业补贴，以企业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尚未延伸覆盖到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平台。鼓励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和补贴政策。比如，对于就业容量较大的平台，可研究主要依据从业人员就业时间或劳动收入情况给予补贴。
四、农业人口转移
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原因，农民工难以实现与城镇居民平等就业，这是造成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今后，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实现城乡居民平等就业。坚持同工同酬，尽快消除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从事相同职业却获得较低报酬的现象，提高农民工在改善生活、积累财富、促进发展、抚养子女及赡养老人等方面的能力。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
五、数字赋能
“十四五”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传统产业和企业突破瓶颈、释放潜力将成为破局发力点。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持续深度融合，企业的生产效率将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配置将更加优化，为有效化解企业供给过剩问题，降低供给成本，激发企业更大生产、创新活力提供必要条件。同时，企业边界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也将逐渐虚化，使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对接个性化、精细化、多样化的新兴市场需求，提供更细分、更专业、更便利的服务。在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还将激发市场衍生出网络办公、数字文化、智能生活等新的领域需求，并助力传统产业紧抓机遇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步入加速发展的数据化时代，数据要素挖掘、数据价值提升和运管模式创新将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技术支撑下，政府服务场景将更加丰富，政务数据治理将更加合理，政府架构、政府流程和政府服务将更加优化。政府将由职能驱动、被动服务向需求驱动、主动服务转变，由单向治理向共建共享治理转变，由人力分析向智能决策转变，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化运营转变。在新模式下，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履职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政府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将趋于现代化，从而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以及公共服务高效化的目标。
六、六稳六保新思维
我们要从这几年整个宏观形势和宏观目标的发展来理解“六稳”与“六保”之间的关系。前年我们提出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去年三季度，我们提出了“六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判断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进一步抬头。因此，“六稳”在本质上是一种稳增长的分解，是对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抬头的进一步反应。今年4月份在“六稳”基础上提出“六保”，是应对疫情冲击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停摆的产物。“六保”本身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着眼于增长本身，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世界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同步深度下滑所带来的各种冲击、风险和超级问题而进行的布局：
我们今年把稳企业、保就业作为优先选项，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行政性复工复产也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把就业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业优先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政策都要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就业的政策是应出尽出，增加岗位的办法是能用尽用。这就更加凸显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