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诚信在我国传统观念中表现出鲜明的本体论色彩。诚信是人回归自我本性、保持道德本心的关键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我国传统诚信观与存在主义有着某种相似性。海德格尔认为人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本真与沉沦。本真的存在需要聆听内心良知的呼唤是无声的召唤。他所说的良知不是简单意义的道德良知，而类似于儒家的“天命”，即人本初的生存状态。沉沦则是对于人本初状态的偏离，是因为听取了世俗嘈杂声音对于所负有“罪责”的推卸。我国传统诚信观就表现出与之相近的形而上意味。从至诚致性，到以诚的方式呈现善端、思诚穷理，诚信都是人恪守本性的修养功夫。
第二，诚与信有所区别。诚关切与忠实于内心，信则注重与他人交往的道德规范。在道德规范的维度，诚信是传统伦理的主要价值之一，但并不是核心价值。从以上对于诚信的探究中可以看出诚信要遵从“义”的道德原则。对于承诺的担当、对于责任的履行都必须在以仁、义为内核的传统伦理体系内完成，或者说，只有在仁义价值的规制下，诚信才具有道德合理性和有效性。
第三，传统诚信观更多地指向国民个体的道德修为，只有在取信于民的层面才上升为社会伦理的高度。换言之，传统社会对于诚信道德的培养和实践基本都是从个人品质修养的角度论述的，而没有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展开。儒家所指的“人无信不立”也是关注于人如何能行走于社会、获得进入社会生活的资格。人是否诚信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人格品性，而没有从外在规范的角度施加强制性的约束。
我们所处的社会较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诚信的内涵也随之有了新的内容。与传统社会相比，首先，公民身份而不是血缘关系成为人们交往的基础。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人的社会身份更为显著农耕社会中的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与他人的交往是偶然的。而现代社会，人们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生存并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对于个人而言，诚信除了恪守内心的道德准则，还要求遵循公民身份的伦理责任。其次，契约关系成为维护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从社会的构成角度而言，公共权力和社会的形成都是社会成员相互签订契约的结果。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诚信更为基本的表现方式是对于公共契约的遵守。这种契约广泛存在于社会法律、规范和程序之中，诚信的要义就在于对这些社会制度的忠诚与遵守。契约既有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所表达的内容，也有隐形的表现形式。比如在道德共同体之中长久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也必须按照相关传统行事，符合传统的行为期待。再次，我们已经进入了信用社会。诚信不仅是个人所追寻的美德，更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支撑。如果说传统的诚信强调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现代诚信则具有了制度意味。如我国学者王淑芹所指出的，传统诚信是人们的人格品质，而现代社会则试图通过制度的建设对诚信进行评价和规制。诚信在以往表现为交往对象间的互相承诺，现在由于陌生人社会交往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对制度的信任“人们可以不相信具体人的允诺，但相信制约具体人的那些制度，因为制度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具有强制性和必行性，所以，人们相信，即使具体人不按照约定行事，但相关的制度会对其进行约束和制裁，他们应得的利益会受到法律的保障”。显然，现代诚信价值观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性和规范性，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必然要求。诚信内涵的丰富也从侧面反映出，诚信作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