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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政材料
1.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面临的困难以及助其发展的对策，希望唤起全社会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新生代农民工的五个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报告显示他们有五个特点: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
六大问题亟待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16.8％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
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治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他们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
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四项措施助其发展
春晚舞台上，一首来自农民工的《春天里》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认为，要学会倾听且真正弄懂农民工的呼声，解决问题才会有的放矢。
薪酬问题是农民工关注的主要问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吕国泉表示，首先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吕国泉建议，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其次，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第三，可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
第四，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2.眼下，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备受人们瞩目和关注。而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从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是及时、有力的提醒，向社会传递了积极温暖的信号。
比如，农民工欠薪问题。应该说，每年农民工欠薪现象总是屡禁不绝。农民工讨薪的悲情故事总是刺激着我们社会敏感的神经。而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加“给力”，那么农民工的权益将更有保障。比如，对于政府或政府部门工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本级政府或有关部门要立即予以清偿，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对于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因欠工程款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要督促建设单位立即还款，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对不具备还款能力的项目，可采取资产变现等措施筹措资金解决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应该说，“恶意欠薪”列罪，是暖民心、顺民意的一件大好事。可以乐观地推断，“恶意欠薪罪”若能很好实施，定会能有力地打击少数无良企业和个人的恶意欠薪行为，减少已经蔓延多年的农民工欠薪现象可见，法律制度上的“给力”让农民工的权益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再比如，农民工社保问题。曾有媒体报道，在我国一些东部发达地区春节的时候农民工辞工退保现象大量涌现。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不能随劳动力流动而在不同地区间转移，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能回到其养老省区。应该说，这暴露了现行农民工社保制度的种种弊端。既不利于将来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给未来国家的养老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和挑战所以，农民工社保问题如何从制度上更加科学和人性化设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还有，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学能否享受同城待遇，政府部门能否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廉租房给予更多优惠政策解决这些农民工的民生问题都需要从制度上入手。所以，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让人期待
3.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给新生代农民工画了一幅群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业状况、劳动关系状况、生活状况身份认同与未来期望有了详细描述。
据了解，此次调查覆盖深圳全市，渗透到各个区域和行业，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要形式。问卷发放有直接到企业和随机两种，对15个街道办事处、167家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另外，还对部分农民工进行了访谈。
调查发现，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比例已达73.8％，他们除了具有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吃苦耐劳、勤奋工作、勤俭节约、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外，他们在基本情况、就业、生活、素质和观念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一些差异与特质。
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
调查显示，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员工占2.1％，女性员工占37.9％，男性比例明显较高，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这组数据首先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男性劳动力输出规模要大于女性，现在无论男女都成为打工的主要人群，也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已不是很多。
其次，深圳劳动力来源结构发生了变化深圳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来源于广东、四川和湖北，而新生代来源于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人数居多，接近60％。来自四川、湖北等省的农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来自广东本省的比例大幅上升，广西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说明新一代农民工长距离跨省流动减少，而省内流动、就近流动增加。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他们大部分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受过高中教育的要多于受过初中教育的，小学文化和文盲比例低。第四，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留守儿童比例高达18.5％，在城市中长大的比例有2.9％，远远大于老一代的比例。
调查也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并没有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首先，这个群体依然吃苦耐劳，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加班现象，有89.2％人需要加班。加班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工作中的常态，有56％的人加班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第二，尽管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有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比例只有36.7％。但是，老一代月平均消费1317.2元，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为1211.9元，勤俭节约，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老一代。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老一代农民工寄钱回家的比例有92.6％，寄钱回家的平均数额59435元。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6.9％的人每月有储蓄的习惯，平均每月储蓄4525元，每年寄回家乡的费用平均有4244元，每次回乡平均费用有2504元，这是在城市中打工本来挣得不算多的情况下，将平时生活中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用于家庭。
无论新老两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背井离乡、不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现状。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体宿舍，在城市中更倾向于依托乡缘、血缘关系结成较为封闭的社群，形成了一个同质性较强的老乡圈和亲戚圈，社会交往圈子比较狭小。
“守一家，不如跳三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创业意识，希望找到一份有发展前景工作的有60.7％，希望找到一份收入更高工作的有48.3％，希望创业当老板的，有32％，他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获取证书的有20.4％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比较相信自我奋斗，对未来充满希望。调查显示，新一代农民工中，只有1％的人选择将来回农村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渴望在城市长期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
关于就业稳定性差，可以从新老两代农民工对比的两个数据进行反映:第一，最长工作年限对比。老一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最长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7年，新生代在一个单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3年；第二，更换工作的频率对比。新生代每年平均更换工作0.63次老一代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26次，可见新生代更换工作更加频繁。有的新生代认为“守一家，不如跳三家”，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可以多学些技术，通过跳槽不断地学习许多实用的东西。
因此，在打工原因的调查上，两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提高收入，第二是出来闯一番事业，打工仍属经济型。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出来闯一番事业第二是提高收入，打工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是抱着干事业、开阔眼界的理想进入城市的，他们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打工目的是兼有经济型和发展型。
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要求和预期并不高，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性。在目前的收入状况下，他们认为自己的合理月收入应该有2678元，与其实际收入相差仅842元而其中认为自己的合理月收入应该在2000元以下的竟然高达46.3％。他们的理想收入也不过是4200元，与深圳市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基本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