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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探索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一、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有两点: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各路起义军先后严重受挫的形势，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在井冈山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但是，毛泽东的做法却不被当时的中央领导认可，却认为他是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要严厉惩办。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茨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撤销了毛泽东担任的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后来这个消息被交通员带到井冈山时却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毛泽东得知自己受到“处分”后，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省一级的局部地区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这个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种正确探索在六大以后停滞了。
二、中共六大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土地、农民、职工、苏维埃政权组织等问题决议案。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作出了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六大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为什么在国外召开？一是因为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各地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会；二是在莫斯科可以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确实想要直接指导一下中国革命。会议虽然暂时肯定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但仍坚持城市工人中坚论，并批评了农村根据地的不少具体做法。并认为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少数人对他的质疑。由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重军事轻政治、反对党管一切、主张流动游击等错误思想非常严重，特别是上海的中央机关作出让根据地的领导人撤出根据地，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到达军中之后，由于不同意见分歧，毛泽东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
很快红四军内部的指战员们发现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军队失去了主心骨和战斗力，军队上下都要求恢复毛泽东的领导。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同时从组织上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苏联报章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一度非常高兴，但很快便知是假消息。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此时，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汇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儿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宜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
三、“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首次提出
就在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仍在发展并不断左右着党的指导思想由于受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对于毛泽东在农村开创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否定的态度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对于党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吸收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红军共产国际认为，“大部分党员不是工人阶级成分、而是农民。…是十分不正常的”。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认为，“党的组织成分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党仍然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表明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仍缺乏正确的认识。
不仅如此，甚至当时党内一些人也质疑，在偏僻的山村，物力财力缺乏、革命势力弱小的情况下，红旗能打多久？针对这些批评和疑问，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
毛泽东在文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红色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区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并且对于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回应了农村根据地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这一论断给当时从事农村斗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论武装，增强了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宣传，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少人认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只限于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动毛泽东当时也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界创造根据地的
尽管是这样，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确立，至少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