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面对面:不搞无谓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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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处理党内思想认识上矛盾的一条原则。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不搞争论,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历史的观点在领导工作中的体现。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必须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深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个别过时的结论;既珍惜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又不断地有所创新。这样做,就是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1993年,江泽民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豫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一向重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1992年,针对一些人害怕“资本主义”而使改革迈不开步子,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理论概括地、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把科学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充分揭示出来。这对于我们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思想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在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和不良倾向。例如,有些人对生产力标准存在着片面的、简单的甚至是庸俗的理解;把单纯的经济指标、局部的经济增长等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最高标准;也有些人疑虑重重,总是迈不开步子,担心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怕犯“错误”,甚至从抽象的姓“资”姓“社”的议论上责难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现象。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性总结。他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但确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还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的有机结合上,全面地确定了衡量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确立“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一个实践准则和理论准则。社会主义本质既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然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的中心和根本任务,各方面的工作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实践中,衡量或判断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首先就应看其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就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如按劳分配等;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错误地加以排斥,如市场、市场机制等;也不能对那些现阶段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姓“资”的,简单地一概加以排斥,如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其性质当然是姓“资”的,但它作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形式,还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因而不能简单地加以排斥,而应该使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其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得到长期的、共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