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的不可控性。就像微软的聊天机器人，上线没几天，跟网友学会了不少粗话，甚至还学会了种族歧视。

因此，法律如何规制人工智能，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保护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是一个急需讨论和立法回应的问题。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杨延超告诉《南风窗》记者，鉴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制定一部总括性的“人工智能法”，时机还不成熟。

最接近一般性人工智能法的立法尝试，是2016年欧洲议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机器人法”立法建议报告。这份报告的立法，只针对有形的“智能机器”，包括机器人、智能家电和自动驾驶汽车等。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并没有相关的规制。也就是说，其思路和规制食品安全、产品责任的思路基本上一样。

热点四：减税避税

常见的避税手法是公司老总“一元年薪制”。一些企业老板每个月只从公司账面上领走极少的薪水—往往在个税起征点以下，甚至出现了“一元年薪”这种极端情况。一方面，他们明面上的收入并不高，不需要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开销全部由公司负担，买车、旅游等开支都走公司的账。许多明星开设自己的演艺公司，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制片方可以将片酬转到公司的账上，艺人们再直接用公司的钱支付个人开支，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个税负担。

利用不同所得类型避税也是一些高收入者的选择。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分为11项所得，不同所得类型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税率和计税方法。举例来说，劳务收入的最高税率是20%，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却高达45%。为了避税，一些企业的高管会选择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而不是雇佣合同，这样他的收入就属于劳务报酬，适用较低的税率。

热点五：农业工业化发展

农业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乡村里将会出现“老板”，主要是农业企业的控制者。也可能是一个农业个体户，因为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密切，在流通关系上也是一个老板。

这一点在我的家乡已经非常明显，多年前就已出现了一些速生林的投资者，或者养殖场的主人，他们常年会雇用一些本地农民来帮忙打理生产事务；另外由于市场扩大，原来的小农也从粮食自足状态转变为以销售为目的的菜园主、果园主。